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曾作過如此評價：
「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喚醒了中國人，中國人學得了一樣新的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對於中國漫長的歷史而言，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確實是不平常的一周。這一周使「中國改換了方向」，是中國現代史上「紅色的起點」。
雖說那十五位出席中國共產黨「一大」的代表，在離開李公館那張大餐桌之後，人生的軌跡各不相同，有人成鋼，有人成渣，然而，中國共產黨卻在八十多年間，從最初的五十多個黨員發展到今日擁有六千七百多萬黨員。中國共產黨不僅是中國第一大黨，也是世界第一大黨。在蘇聯解體之前，中國共產黨黨員的人數，佔世界共產黨黨員總數的一半以上。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之後，中國共產黨成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中流砥柱。
如今，每二十個中國人中，就有一位中國共產黨黨員。就成年人而言，則每十五個中國人中，就有一位中國共產黨黨員！
八十多年間，中國共產黨確實從最初的星星之火，發展到今日燎原之勢。這清楚地表明，八十多年前在上海法租界李公館所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一大」，雖只十五個人出席，卻是順應了時代的潮流。
每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都標誌著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新的階段的開始。迄今，中國共產黨已召開過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最初的「頻率」差不多每年開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但是，從中國共產黨「六大」之後，間隔了十七年，才開中國共產黨「七大」。然後，又間隔十一年，召開中國共產黨「八大」。再隔十三個年頭，召開中國共產黨「九大」。此後，轉為正常的「頻率」，即四年左右開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在這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外，還有三次會議，其意義不亞於甚至超過全國代表大會，那便是：
一九二七年的八七會議；
一九三五年的遵義會議；
一九七八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就總體而言，宏觀而言，在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黨領袖之前，中國共產黨還是幼稚的、不成熟的黨。
大致來說，在一九二七年前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主要是發生陳獨秀的右傾，此後反了右傾，卻轉為瞿秋白、李立三、博古、王明的「左」傾。直至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舵手，才正確把握了航向。只是在他晚年，曾航向偏「左」。到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才扭轉過來。
以下用粗線條描述中國共產黨八十多年的歷程，權且作為本書的尾聲：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國共產黨「一大」在上海召開。選出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李達為宣傳主任，張國燾為組織主任。當時黨員五十多人。會議宣告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中國共產黨「二大」在上海召開。大會選舉了中央執行委員會，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等人為中央執行委員，推選陳獨秀為委員長。當時黨員一百九十五人。會議確定中國共產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中國共產黨「三大」在廣州舉行。出席代表三十餘人，代表黨員四百二十人。大會的中心議題是國共合作的問題。大會選舉了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推選陳獨秀為委員長，毛澤東為秘書，羅章龍為會計。這次會議加快了國共兩黨合作的步伐。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國共產黨「四大」在上海召開。選出陳獨秀為總書記，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項英、瞿秋白、彭述之、譚平山、李維漢九人為中央執行委員。當時黨員九百九十四人。會議總結了一年來國共合作的經驗和教訓，為迎接革命新高潮作了準備。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九日，中國共產黨「五大」在武漢召開。這時形勢急轉直下。會上，有三十八位代表發言批評陳獨秀的右傾錯誤。仍選出陳獨秀為總書記，陳獨秀、瞿秋白、周恩來、任弼時、蔡和森、李立三、蘇兆徵、張太雷、李維漢、譚平山、張國燾等二十九人為中央委員。這時黨員已猛增到五萬七千九百餘人，已成為中國政治舞臺上一支重要的力量。
三個多月後——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這次會議結束了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改為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選出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徵為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陳獨秀的右傾錯誤得以克服，但「左」傾思潮又由此開始抬頭。
中國共產黨在國內處境困難，中國共產黨「六大」不得不於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蘇聯莫斯科召開。
此時黨員減至四萬多人。會議繼續批判了陳獨秀右傾錯誤，又批判了瞿秋白「左」傾錯誤。
由於過分強調黨員的工人成分，會議把向忠發選為總書記（三年後被捕叛變）。向忠發、蘇兆徵、周恩來、項英、瞿秋白、張國燾、蔡和森七人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李立三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候補常委、中央農委書記，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居領導地位。
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在上海舉行會議。在李立三主持下，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此時登峰造極。
三個月後，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在上海召開，結束了李立三在中國共產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會議由瞿秋白、周恩來主持。
又過了三個多月——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舉行。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權落在王明手中。王明比李立三更「左」。
一九三一年九月下旬，中國共產黨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推選博古（秦邦憲）主持。
博古、王明繼續「左」傾。
在陳獨秀之後，短短幾年間，中國共產黨中央頻繁地撤換領袖，從瞿秋白到向忠發到李立三到王明到博古，一連換了五人。這表明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找到自己成熟的領袖。歷史無情地把那些不成熟者從中國共產黨領導崗位上淘汰下去。
一九三五年一月，紅軍強渡烏江，佔領遵義。中國共產黨中央在這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遵義會議」。會上批評了博古的「左」的錯誤，撤銷了博古、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德國人，受共產國際委派來華，擔任中華蘇維埃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顧問）的最高軍事指揮權。
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由張聞天在黨內負總責。在行軍途中，組成了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指揮小組，負責紅軍軍事指揮。從此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中國共產黨中央的領導地位。
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四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認為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解決統一領導問題。此後不久，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張聞天主持開幕式，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指示，毛澤東作政治報告《論新階段》。自此，中國共產黨中央明確了以毛澤東為首。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推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人組成書記處。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中國共產黨「七大」在延安隆重召開。這時中國共產黨已擁有一百二十一萬黨員。中國共產黨「七大」是中國共產黨黨史上頭一回規模盛大的代表大會。大會由毛澤東作政治報告，劉少奇作修改黨章報告，朱德作軍事報告，周恩來作關於統一戰線的重要發言，顯示了「毛、劉、朱、周、任」體制，顯示了中國共產黨有了第一代成熟的領袖和穩定、團結的核心。「七大」為中國共產黨奪得全國勝利作了準備。
中共七屆一中全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為中共中央秘書長，李富春為中共中央副秘書長。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中國共產黨「八大」在北京舉行。此時中國共產黨黨員躍增至一千零七十三萬。
毛澤東致開幕詞，劉少奇作政治報告，鄧小平作修改黨章報告，周恩來作第二個五年計劃報告。「八大」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後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指出今後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大會還著重提出執政黨的建設問題，強調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反對個人崇拜，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強黨和群眾的聯繫。
中共八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