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了！來了！
從北方，從南方，從東邊的日本，從西邊的武漢，中國共產黨代表們朝上海進發（有人認為這年三月間開過一次代表會議，但未得到確證）。
這是中國共產黨各地組織有史以來的頭一回大聚會，成為中國現代史上紅色的起點。
頭一個來到上海的，是坐著火車前來的張國燾，他「因須參加大會的籌備工作」，所以最先到達。據他自雲是「五月中旬」抵滬。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馬林和尼柯爾斯基是在六月三日才來滬，經過開會籌畫、寄信以及北京小組討論，所以他來滬的時間估計在六月下旬。
張國燾在路過濟南時，曾在那裡逗留了一天。王盡美、鄧恩銘約了濟南八個黨員和他會面，一起在大明湖划船、聚談。
張國燾已經來過上海幾趟，很熟悉，所以一到上海，便直奔環龍路漁陽里二號，拜訪了李達。
在張國燾的記憶螢幕上，「李達是一個學者氣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勁，與人談話一言不合，往往會睜大雙目注視對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樣子。他的簡短言詞，有時堅硬得像鋼鐵一樣」。
接著，張國燾來到本書小引中所著重描述過的那幢著名的房子——望志路一○六號。這時李漢俊已從三益里遷入這裡。
張國燾如此形容李漢俊：「他也是一位學者型的人物，可說是我們中的理論家，對於馬克思經濟學說的研究特別有興趣。他不輕易附和人家，愛坦率表示自己的不同見解，但態度雍容，喜怒不形於色。他熱誠地歡迎我的先期到達，認為很多事在通信中說不清楚，現在可以當面商討。」
張國燾從「二李」那裡，迅速地察覺「二李」與馬林之間的關係不那麼融洽。
張國燾這麼回憶李達的話：
「馬林曾向他聲稱是共產國際的正式代表，並毫不客氣地向他要工作報告。他拒絕了馬林的要求，理由是組織還在萌芽時期，沒有什麼可報告的。馬林又問他要工作計畫和預算，表示共產國際將予經濟的支援。他覺得馬林這些話過於唐突，因此直率地表示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產國際也還沒有決定；即使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而加入了共產國際，它將來與共產國際所派的代表間的關係究竟如何，也還待研究；現在根本說不上工作報告、計畫和預算等等。他向馬林表示，共產國際如果支持我們，我們願意接受；但須由我們按工作實際情形去自由支配。……」
張國燾從李漢俊那裡，也聽到類似的意見。
「二李」性格耿直，怎麼想便怎麼說，怎麼說便怎麼做，於是與馬林之間產生明顯的分歧，有幾次差一點吵了起來。
張國燾從「二李」那裡知道了馬林和他們會談的內容。於是，他來到南京路上那大東旅社，在屋頂花園跟馬林會面。
他記憶中的馬林的性格是非常鮮明的，與維經斯基的和顏悅色、為人隨和恰成反比例：
「馬林給我的印象是不平凡的。他這個體格強健的荷蘭人，一眼望去有點像個普魯士軍人。說起話來往往表現出他那議員型的雄辯家的天才，有時聲色俱厲，目光逼人。他堅持自己主張的那股倔強勁兒，有時好像要與他的反對者決鬥。」
難怪，如此倔強的馬林，會與直來直去的「二李」弄僵了關係。
張國燾雖然比「二李」小七歲，但是顯得圓滑乖巧，他既與馬林很談得來，又與「二李」很親密。這樣，他往來於馬林與「二李」之間，成為雙方的協調人。中國共產黨「一大」的籌備工作，原是由「二李」負責。這麼一來，張國燾插了進來，反客為主，把籌備工作的領導權抓在手裡。此後，中國共產黨「一大」由張國燾主持，內中的緣由便在這裡。
北京的另一名代表劉仁靜，比張國燾晚些天前來上海。他和鄧中夏一起從北京來到南京。七月二日至四日，劉仁靜、鄧中夏在南京出席了「少年中國學會」年會——因為這個學會是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日正式成立的，所以選擇七月一日這一天召開年會（劉仁靜未趕上開幕式）。這樣，劉仁靜大約在七月六日到達上海。
據謝覺哉日記所載，毛澤東和「何鬍子」是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午後六時離開長沙，坐船到武漢，再轉長江輪船，抵達上海的，時間大致上跟劉仁靜差不多。
陳潭秋和留著小鬍子的董必武一起，在武漢登上長江輪船，順著東流水，駛往上海。
王盡美和鄧恩銘自從與張國燾作了一日會談之後，便一起相約動身，登上南去的火車，前往上海。
不久，周佛海也登上海輪，從日本鹿兒島前往上海。
姍姍來遲的是廣州的代表。不論是馬林、尼柯爾斯基，還是上海的「二李」，都期望陳獨秀前來上海。一封封信催，還發去幾回電報，但陳獨秀仍然不來。
於是，包惠僧從廣州坐了海船，於七月二十日直達上海。
陳公博沒有和包惠僧同行。他最晚一個抵滬（周佛海何時抵滬，現無法查證。考慮到日本路途較遠，也可能他晚於陳公博抵滬）——他帶著新婚的妻子李勵莊，於七月十四日啟程，從廣州到香港，登上郵輪，七月二十一日來到上海。
來了，來了，十五位代表終於彙聚於中國第一大城市上海。
關於這十五位代表，在「文革」中往往以「毛澤東等」一語代替。後來曾改成「毛澤東、董必武等」。以後，又改為「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何叔衡、王盡美、鄧恩銘等」。如今，常見的提法是以城市為序，即「上海李達、李漢俊，北京張國燾、劉仁靜，長沙毛澤東、何叔衡，武漢董必武、陳潭秋，濟南王盡美、鄧恩銘，廣州陳公博、包惠僧，日本周佛海，共產國際馬林、尼柯爾斯基」。這樣以城市為序的排名法，是經過中國共產黨黨史專家們再三斟酌而排定的。
另外，「中國共產黨『一大』十五位代表」，往往被寫成「中國共產黨『一大』十五位出席者」。「出席者」與「代表」之間，存在著概念的差異。原因在於包惠僧的代表資格引起爭議——包惠僧是武漢小組的成員，而武漢已有董必武、陳潭秋兩位代表；倘若說他是廣州小組代表，而他當時是一九二一年五月由上海派往廣州向陳獨秀彙報工作的，不是廣州小組成員。也有人以為，廣州代表原本是陳獨秀，而陳獨秀來不了，指派包惠僧去，因此他是「陳獨秀代表」！為了避免爭議，便改成「中國共產黨『一大』十五位出席者」，則萬無一失——不論怎麼說，包惠僧總是出席了中國共產黨「一大」，是一位「出席者」！
不把包惠僧算作中共「一大」代表，過去所依據的是毛澤東一九六九年在中國共產黨「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
「第一次代表大會，只有十二個代表。現在在座的還有兩個，一個是董老，再一個就是我。有好幾個代表犧牲了，山東的代表王盡美、鄧恩銘，湖北的代表陳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漢俊，都犧牲了。叛變的，當漢奸的，反革命的有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劉仁靜四個，後頭這兩個還活著。還有一個叫李達，在早兩年去世了。」
毛澤東的話，一言九鼎。由於毛澤東說出席中共「一大」只有十二名代表，沒有把包惠僧列為代表之一，因此中共黨史界便依據毛澤東的話，不把包惠僧算作中共「一大」代表。
細細追究起來，那「出席者」之說，最初也源於毛澤東。
毛澤東在一九三六年與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這麼說及中共「一大」：
「在上海這次有歷史意義的第一次會議中，除我之外，只有一個湖南人，其餘的出席會議的人物中有：張國燾、包惠僧和周佛海。一共是十二個人。」
在這裡，毛澤東明確地把包惠僧列為中共「一大」的「出席者」。但是，可能當時毛澤東的回憶有誤，把中共「一大」的出席者說成「十二個」。
長期以來，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領袖，他的話富有影響力。中共黨史研究者們依據毛澤東的話，長期以來這麼說：
中共「一大」的「代表」是十二人，「出席者」是十三人。其中是「出席者」但不是「代表」的是包惠僧（當然，這裡沒有把馬林和尼柯爾斯基計算在內）。
其實，包惠僧的身份，算是廣州小組代表也可以。因為他是由廣州小組推選、由陳獨秀提名的。也有人主張包惠僧可以算是「陳獨秀指派的代表」。
不論怎麼說，如今包惠僧的代表身份日益得到確認。「十三人代表」之說，已經日漸被中共黨史界所接受。
除了這十三人代表得以普遍確認，不久前又發現了兩位未曾正式到會的代表。這兩位代表，一位來自南京，一位來自徐州。在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南京和徐州都已先後建立了中共黨組織，所以在中共「一大」召開前夕，也都收到了出席大會的通知。南京派出了一名代表，徐州也派出了一名代表。徐州的代表叫陳亞峰，南京的代表一說是郭青傑，一說是劉真如。陳亞峰從徐州來到南京，與南京代表一起來到上海。只是他們受無政府主義影響頗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