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醞釀、籌備建立中國共產黨的那些日子裡，一本薄薄的小書的出版，如同下了一場及時雨。
這本書比如今的小三十二開本還要小。封面上印著一位絡腮鬍子的人物的半身水紅色人坐像（再版本改用藍色），一望而知是馬克思。在馬克思坐像上端，赫然印著五個大字：共黨產宣言。
這初版本在一九二○年四月出版時，印顛倒了書名。連書名印顛倒了，都沒有發覺，這表明當時人們對於共產黨極度陌生，從未聽說。這一印錯書名的書，迄今只存兩本，被確定為《共產黨宣言》中譯本的最早版本。這一版本現存於浙江溫州圖書館。這一珍本上蓋著「蔭良藏印」。蔭良，即戴樹棠的字。戴樹棠在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共產黨宣言》中譯本的初版本的另一本，一九七五年還曾在山東廣饒縣劉集村發現，書名同樣印錯為《共黨產宣言》。這個村子在一九二五年便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支部。書上蓋著「葆苣」印章，表明此書是山東早期中共黨員張筱田（又名張葆苣）的。這一珍本現藏於山東廣饒縣博物館。
在一九二○年八月再版時，錯印的書名得以糾正，印為《共產黨宣言》。現存於北京圖書館的《共產黨宣言》珍本，是這一再版本，但是封面損壞。上海圖書館保存著完整的《共產黨宣言》再版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保存著一九二○年九月所印的《共產黨宣言》中譯本再版本。在《共產黨宣言》中譯本的封面上還印著「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一種」，「馬客思、安格斯合著，陳望道譯」。這「安格斯」，亦即恩格斯。中譯本全文共五十六頁。《共產黨宣言》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名著，他們在一八四七年十二月至一八四八年一月為共產主義者同盟起草的綱領。縱觀馬克思、恩格斯眾多的著作，這篇短小精悍的《共產黨宣言》概括了其中的精華。可以說，欲知馬克思主義為何物，共產黨是什麼樣的政黨，第一本入門之書，第一把開鎖之鑰匙，便是《共產黨宣言》。尤其是此文寫得氣勢磅礡，文字精練，富有文采，又富有鼓動性，可謂共產主義第一書。世上能夠讀懂讀通皇皇巨著《資本論》者，必定要具備相當的文化水準和理解能力，而《共產黨宣言》卻是每一個工人都能讀懂、能夠理解的。《共產黨宣言》最初是用德文出版的。一八五○年出版了英譯本。接著，出版了俄文版（一八六三年）、丹麥文版（一八八五年）、法文版（一八八六年）、西班牙文版（一八八六年）、波蘭文版（一八九二年）、義大利文版（一八九三年）……《共產黨宣言》風行歐洲，倒是應了它的開頭的第一句話：「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幽靈」東行，開始在中國「徘徊」。一九○五年，朱執信在《民報》第二號上，介紹了《共產黨宣言》的要點。一九○八年，在東京出版的《天義報》，譯載了《共產黨宣言》第一章以及恩格斯一八八八年為英文版《共產黨宣言》所寫的序言。此後，《共產黨宣言》曾一次次被節譯，刊載於中國報刊。一九一九年，年僅十九歲的張聞天在八月出版的《南京學生聯合會日刊》上，發表《社會問題》一文，文末節錄了《共產黨宣言》第二章的十條綱領。然而，《共產黨宣言》在中國一直沒有全譯本。要成立共產黨，要了解共產主義，怎可不讀《共產黨宣言》呢？第一個籌畫把《共產黨宣言》譯成中文的是戴季陶。他在日本時，便買過一本日文版《共產黨宣言》，深知這本書的分量。他曾想翻譯此書，無奈，細細看了一下，便放下了。因為此書的翻譯難度相當高，譯者不僅要諳熟馬克思主義理論，而且要有相當高的中文文學修養。
開頭第一句話，要想妥貼地譯成中文，就不那麼容易。戴季陶主編《星期評論》，打算在《星期評論》上連載《共產黨宣言》。他著手物色合適的譯者。邵力子得知此事，向戴季陶舉薦一人：杭州的陳望道！陳望道乃邵力子密友，常為《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撰稿。邵力子深知此人功底不凡，當能勝任翻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此人瘦削，那顴骨顯得更為突出，臉色黝黑，如同農夫。不過，他在書生群中頗為不凡，從小跟人學過武當拳，輕輕一躍，便可跳過一兩張八仙桌。他原名陳參一，浙江義烏人。中學畢業後，曾到上海進修過英語，準備去歐美留學。後來未能去歐美，卻去了日本。興趣廣泛的他，在日本主攻法律，兼學經濟、物理、數學、哲學、文學。一九一九年五月，他結束在日本的四年半的留學生活，來到杭州。應校長經亨頤之聘，在浙江第一師範學校當語文教師。
浙江第一師範學校是浙江頗有聲望的學校。校長經亨頤曾留學日本，是浙江名流，後來曾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其女經普椿為廖承志夫人。經亨頤廣納新文化人物入校為師，先後前來任教的有沈鈞儒、沈尹默、夏丏尊、俞平伯、葉聖陶、朱自清、馬敘倫、李叔同、劉大白、張宗祥等。
陳望道進入浙江第一師範學校之後，與夏丏尊、劉大白、李次九四位語文教師銳意革新，宣導新文學、白話文，人稱「四大金剛」。一九一九年底，發生「一師風潮」，浙江當局要撤換經亨頤，查辦「四大金剛」。邵力子在《民國日報》上發表評論，聲援一師師生。各地學生也紛紛通電聲援。浙江當局不得不收回撤換、查辦之命令。
不過，經此風潮，陳望道還是離開了浙江第一師範學校。就在這時，戴季陶約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給了他日文版《共產黨宣言》，還給了他英文版《共產黨宣言》作為對照之用。（據陳望道的學生陳光磊在一九九○年三月八日告訴筆者，陳望道生前與他談及，周恩來在五十年代問及《共產黨宣言》最初依據什麼版本譯的，陳望道說主要據英譯本譯。）（據說，英文版《共產黨宣言》是陳獨秀通過李大釗從北京大學圖書館裡借出來的。）一九二○年二月下旬，陳望道回到老家——浙江義烏縣城西分水塘村過春節，便著手翻譯《共產黨宣言》。這個小村跟馮雪峰的故里神壇、吳唅的故里苦竹塘，構成一個三角形。
陳望道避開來來往往的親友，躲進老家的柴屋裡。這間屋子半間堆著柴禾，牆壁積灰一寸多厚，牆角佈滿蜘蛛網。他端來兩條長板凳，橫放上一塊鋪板，就算書桌。在泥地上鋪幾捆稻草，算是凳子。入夜，點上一盞昏黃的油燈。他不時翻閱著《日漢辭典》、《英漢辭典》，字斟句酌著。這是一本很重要的書，又是一本很難譯的書。頭一句話，便使他絞盡腦汁，這才終於譯定為：「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其後，羅章龍曾試圖將德文版原著《共產黨宣言》譯成中文，也深感「理論深邃，語言精練」。為了譯第一句話，羅章龍亦「徘徊」良久。如他所言：「對於這句話研究時間很長，覺得怎樣譯都不甚恰當，『幽靈』在中文是貶意〔義〕詞，『徘徊』亦然。」羅章龍反覆琢磨，結果仍不得不沿用陳望道的中譯文，然後加了一段註解，加以說明：「有一股思潮在歐洲大陸氾濫，反動派視這股思潮為洪水猛獸，這就是共產主義。」羅章龍思索再三，還是採用陳望道的譯文，足見陳望道譯文的功力和嚴謹。
江南的春寒，不斷襲入那窗無玻璃的柴屋。陳望道手腳麻木，就請母親給他灌了個「湯婆子」。煙、茶比往日費了好幾倍。香煙一支接著一支。宜興紫砂茶壺裡，一天要添加幾回茶葉。每抽完一支煙，他總要用小茶壺倒一點茶洗一下手指頭——這是他與眾不同的習慣。一九二○年四月下旬，當陳望道譯畢《共產黨宣言》，正要寄往上海，忽聽得郵差在家門口大喊「陳先生電報」。拆開一看，原來是《星期評論》編輯部發來的，邀請他到上海擔任編輯。二十九歲的陳望道興沖沖提起小皮箱，離開了老家，前往上海，住進了三益里李漢俊家。斜對面是邵力子家。陳望道把《共產黨宣言》譯文連同日文、英文版交給了李漢俊，請他和陳獨秀校閱譯文。陳望道住進三益里，使三益里又多了一枝筆。他到漁陽里見了陳獨秀。正在籌備建立中國共產黨的陳獨秀，便邀陳望道參加在新漁陽里舉行的座談會。當李漢俊、陳獨秀校閱了《共產黨宣言》，再經陳望道改定，準備由《星期評論》發表的時候，突然發生了意外：編輯部在三樓陽臺上開會，「決定《星期評論》停辦」《關於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活動的回憶——陳望道同志生前談話記錄》，《復旦學報》一九八○年第三期。風行全國發行量達十幾萬份的《星期評論》，為什麼突然停辦？一九二○年六月六日《星期評論》被迫停刊。在終刊號所載《＜星期評論＞刊行中止的宣言》，道出了內中的緣由：「我們所辦的《星期評論》，自去年六月八日出版以來，到現在已經滿一年了。……近兩個月以來，由官僚武人政客資本家等掠奪階級組織而成的政府，對於我們《星期評論》，因為沒有公然用強力來禁止的能力，於是用秘密干涉的手段，一方面截留由各處寄給本社的書報信件，一方面沒收由本社寄往各處的雜誌，自四十七期以後，已寄出的被沒收，未寄出的不能寄出。我們辛辛苦苦作戰，印刷排字工人辛辛苦苦印成的《星期評論》，像山一樣地〔的〕堆在社裡……」顯而易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