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說陳獨秀在陰曆除夕——二月十九日下了那艘掛著「洋旗」的船，躲掉警察的追捕，終於踏上熙熙攘攘的上海，不由得鬆了一口氣。這一回悄然潛逃，上海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的光臨。他叫了一輛黃包車，下榻於並不醒目的惠中旅舍。
連日奔波，受了風寒，他有點不適。稍事休息，他便朝五馬路（今廣東路）踱去。在五馬路棋盤街西首，坐北朝南，原本有一座兩開間的中德藥店。一年前，這裡改換門庭，掛上了「亞東圖書館」五個正楷大字，裝上了四扇玻璃門。門口一塊小招牌上寫著：「經理北京大學出版書籍，發售圖書雜誌儀器文具。」西邊的玻璃大櫥窗裡，陳列著《新青年》樣本，還有錢玄同的《文字學音篇》，楊昌濟著《西洋倫理學史》、《倫理學之根本》，梁漱溟著《新編印度哲學概論》等書。
陳獨秀見到這些書，不由得感到分外親切。推門進去，店堂裡正坐著那回跟他同往北京、同住中西旅館的汪孟鄒。一見陳獨秀突然出現在面前，汪孟鄒驚叫一聲：「仲甫兄！」陳獨秀朝他搖了搖手，汪孟鄒會意，馬上帶他上樓，細細敘談。
汪孟鄒和陳獨秀是密友，都是安徽人。早在一八九七年，汪孟鄒入南京江南陸師學堂求學以前，兩人便已密切交往，後來汪孟鄒成為有名的出版商，並與陳獨秀結為莫逆之交。一九一三年，汪孟鄒聽從陳獨秀的主意，到上海開辦書店——也就是亞東圖書館。
起初，亞東圖書館坐落在四馬路的小弄堂惠福里。陳獨秀以為縮在弄堂裡，幹不成大事。於是，汪孟鄒鼓起勇氣，盤下中德藥店的房子，總算上了大馬路。亞東圖書館成了陳獨秀在上海的一個據點。這家書店「經理北京大學出版書籍」，便全然由於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的關係。這一回，已經被免除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一職的陳獨秀，在亞東圖書館樓上，跟汪孟鄒說出了自己出逃北京以後的計畫：到廣州去！在陳獨秀看來，「廣東人民性質活潑勇健，其受腐敗空氣薰陶，或不如北京之盛。以吾人現在之想，改造廣州社會，或輕易於北京，故吾人此行，殊抱無窮希望也。」（《民國日報》一九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邀請陳獨秀去廣州的是章士釗和汪精衛，到那裡籌建西南大學。因此，這次陳獨秀只是途經上海，小住數日罷了。在惠中旅舍住了幾天，北京警方似乎並沒有派人追捕，陳獨秀就搬到亞東圖書館來住。樓上有四間房，陳獨秀和汪孟鄒相鄰而居，有時聊天，有時看書，不像在旅館裡那麼寂寞。就在陳獨秀托汪孟鄒購買赴穗船票之際，忽於三月五日接章士釗從廣州打來電報，說是因廣州政潮突起，不宜辦校，校址還是設在上海為宜，他和汪精衛不日來滬面商。陰差陽錯，原本只是路過上海的陳獨秀，也就在滬滯留了。亞東圖書館人來人往，非長住之地。何況陳獨秀倉皇離京，家眷尚在箭桿衚衕居住，不知那在屋前站崗的警察如何對待他的家眷。陳獨秀希望在上海找一安靜的住所，接來家眷同住，而且把《新青年》編輯部從北京遷回上海。汪孟鄒給陳獨秀出了個好主意：柏文蔚在上海的公館正空著——他被委任為「鄂西靖國軍總司令」、「長江上游招討使」，攜眷上任，何不住到柏公館去？柏文蔚，當年的安徽都督，陳獨秀是他的秘書長——「武有柏，文有陳」。陳獨秀如今要住進柏文蔚的公館，柏家當然一口應承。柏公館在何處？那便是本書小引中寫及的周佛海之妻找到的第一個目標——環龍路老漁陽里二號（今南昌路一百弄二號）。那裡是法租界。
這是一幢一樓一底的石庫門房子。樓上成了陳獨秀的臥室。那兒，原本是柏文蔚用的一張考究的大銅床、一隻紅木櫃、一張大書桌，現在都由陳獨秀使用。樓下的客堂間，也就成了陳獨秀的會客室。陳獨秀是一位富有「磁力」的人物。在北京，他的箭桿衚衕的家，高朋滿座，李大釗、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以及周氏兄弟——魯迅和周作人，是那裡的常客。
眼下，本來頗為冷落的柏公館，由於陳獨秀的到來，變得熱鬧起來。常常坐著自己專用的黃包車來的，是《民國日報》經理兼總編、副刊《覺悟》主編邵力子。《覺悟》副刊在當時頗有影響，與北京《晨報》的副刊、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號稱全國「三大副刊」。《覺悟》副刊登過陳獨秀的文章，邵力子跟他算是「文友」。邵力子的家，離環龍路不太遠——法租界白爾路三益里五號（今西門路泰和坊）。「三益里」是因王姓三人出資建造的，「三人得益」，故名三益里。邵力子是個大忙人，所以包了一輛黃包車，總是來去匆匆。他在陳獨秀那裡坐了片刻，便要離去。他的雜務實在太多，不光是那張《民國日報》要耗去他大部分精力，而且他常常要到各學校發表演說。他甚至還擔任上海河南路商界聯合會會長之職，要參加上海市馬路商界聯合會總會的工作。他是上海著名的國民黨黨員。然而，他卻傾向激進，接受馬克思主義。他曾在《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上發表《主義與時代》一文，聲稱：社會主義已在人們心目中有很大影響，「這絕非單為好奇的心理所促成，實在是時代潮流中已有需要這個主義的徵兆」。也正因為他熱烈讚頌社會主義，他跟陳獨秀有著共同的語言，也就不時光臨漁陽里二號。來自三益里的「高朋」，不光是邵力子，還有他家斜對門的三位「大秀才」。邵寓斜對門的三益里十七號，住著李氏兄弟。這「二李」的大名，在本書小引中已經提及——李書城、李漢俊。後來，中國共產黨「一大」便是在李氏兄弟寓所召開。不過，此時李氏兄弟尚未遷往貝勒路，而是住在此處——三樓三底的寬敞的石庫門房子。在筆者訪問李書城家屬時，其遺孀薛文淑如此回憶：「在三益里居住時，書城與外界往來甚少，不大出門，來訪的人也不多，整天在家看書。漢俊則與他相反，每天都很忙。他住在旁邊樓下，我住在中間樓上，常常能見到朋友們找他。經常來的多是與他年齡相仿、穿長袍的先生，也有一兩位比他年長，還有兩位剪短髮、穿裙子的青年女性給我印象較深，但除了邵力子，其他來客我都不知道姓名。
「我是剛從家鄉（引注者：薛文淑為上海松江縣人）到上海的，對外界一無所知，更不知道革命之類的事。但是我覺得漢俊的這些朋友很異常，他們在一起經常發生爭論，有時像是在吵架，我以為一定是鬧翻了，可是第二天這些人還是照常來，從表情上看不出有什麼不愉快。
「他們常深更半夜才出門，總是弄得聲響很大。我對這些人的情況感到奇怪，曾對書城提出，但書城說『漢俊他們的事，你就不要去管』，可見他對漢俊的事是了解的。
「書城早年投身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動，但他對以後袁世凱篡位、國民黨的退讓及軍閥混戰的狀況深感失望，而將希望寄託在他弟弟身上。早年因家境窮困，漢俊從小就受到書城照料，並隨他去日本讀書。漢俊以優異成績在東京帝國大學工科畢業後，因國內根本沒有搞建設的條件，便從事革命活動，這些都是書城予以支持和鼓勵的。他們兩人的性格都很剛直，脾氣都不好，但他們之間卻很友愛和睦。書城母親的規矩很多，她特別喜歡清靜，對別人走路的要求是『輕手輕腳』，說話的要求是『輕言細語』。我們全家一日三餐都是在一張大桌子上吃飯，大家都遵照母親『食不言，睡不語』的規定，能夠例外輕聲說話的只有書城兄弟，他們總像在討論什麼似的，一般都是漢俊先說什麼，然後書城點頭表示同意，漢俊對他哥哥也十分尊敬。……」
李書城家屬贈給筆者一幅珍貴的照片——當年李家在三益里的合影。這張照片雖然殘缺，但李氏兄弟都在畫面之中。兄弟倆長得很像，個子相仿，都戴一副金絲邊眼鏡，但李書城留著八字鬍，看上去比李漢俊老成得多——雖然他只比弟弟大九歲。
李氏兄弟乃湖北潛江人。父親李金山是潛江縣私塾教師，生三男四女，長子李書麟早逝，次子李書城便儼如長子，照料弟妹。一九○二年，十二歲的李漢俊在李書城的摯友吳祿貞幫助下，東渡日本。李漢俊極為聰穎，一口日語講得如同「正宗」日本人一般。他還精通英語、德語、法語。尤其是德語，非常流利。
李漢俊最初喜歡數學，後來拜日本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東京帝國大學經濟部教授河上肇為師，轉向研究馬克思主義。當時，日文版馬克思主義著作甚多，而他懂德文又使他可以直接閱讀馬克思原版著作。這樣，李漢俊成為當時中國最為精通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革命者之一。
李漢俊衣著很隨便，看上去像個鄉下人。在上海，他曾去一家豪華賓館看望一位德國教授，看門的印度人以為他是「癟三」不許他入內。不料，他以英語向看門者說明來意，使那位印度人吃了一驚，只得讓他入內。過了一會兒，德國教授送他出門，一路上兩人以德語談笑風生。那位印度人方知自己「以衣取人」，看「扁」了來者，趕緊向他道歉。
李氏兩兄弟之中，李書城不去環龍路漁陽里，而李漢俊則成了陳獨秀客堂間裡的常客。李漢俊帶來另兩位「大秀才」拜訪陳獨秀。他們便是戴季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