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盡周折，在歷史的長河中，終於找到了中共「一大」會址，恢復了當年的原貌。
然而，會址只是表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什麼地方召開。會議的內核——中共「一大」文件，卻茫然不知所蹤。健在的中共「一大」代表們都記得，中共「一大」曾通過一個綱領和一個決議——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和第一個決議。顯然，這是中國共產黨極端珍貴、重要的歷史文獻。尋找這兩篇歷史文獻，其意義絕不亞於尋找中共「一大」會址。遺憾的是，這兩篇文獻當時只有手抄稿，並沒有正式發表過。在那樣動盪的歲月，幾份手稿能夠保存下來嗎？滄海橫流，何處尋覓？
早在一九三七年——在中共「一大」召開後的第十六個年頭，尼姆威爾斯女士在訪問陝甘寧邊區時，便向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問起了中共「一大」文獻的下落。
在尼姆威爾斯所著的《中國共產黨人》一書第一卷《紅塵》中，記述了董必武的回憶：「原來陳獨秀要參加會議並確定為這次會議的主席。但是，那時他必須在廣東，於是張國燾代替他。關於這次會議的所有記載都丟失了。我們決定製定一個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的宣言。但是，黨的這個最早的文件，我們一份也沒有了。……」是的，是「都丟失了」！「一份也沒有了！」一年又一年流逝，中共「一大」文件杳無音信，遍尋無著……
完全出乎意料的事，發生在大洋彼岸——與中國萬里之遙的美國紐約。
一九六○年，坐落在紐約的美國排名第七號的哥倫比亞大學，一位名叫韋慕庭（C‧Martin Wilbur,按照音譯，應譯為C‧馬丁‧維爾巴，而他卻給自己取了一個中國式名字「韋慕庭」）的美國人，處於極度興奮和極度忙碌之中。他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史教授，曾和夏連蔭編過《關於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及在華蘇聯顧問文件，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七年》（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頗有研究。
霍華德‧林頓先生告訴他的消息，使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哥倫比亞圖書館最近在整理資料時，從塵封已久的故紙堆裡，發現一篇一九二四年一月該校的碩士論文。論文是用英文打字機列印。作者署名為「Chen Kung—ｐｏ」，而論文的題目令人注意——《The Communist Movemnet In China》（《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
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怎麼會寫出這麼一篇碩士論文？「Chen Kung—ｐｏ」這名字，跟「陳公博」同音。稍知一點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此人乃僅次於汪精衛的第二號大漢奸，在汪偽國民政府中擔任過「立法院院長」、「上海市市長」要職。在汪精衛死後，他取而代之，任汪偽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此人怎麼可能寫出《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的論文？也許是與「陳公博」同音的「陳恭伯」或者「陳功柏」吧？韋慕庭教授趕緊調閱學校的微型膠捲檔案。從《註冊登記簿》第三卷，即「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六年畢業生登記簿」上，查到了「Chen Kung—ｐｏ」其人，有三次註冊記錄：
第一次，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註冊，他填寫的生日是「一八九一年八月二十八日」，「生於廣州」。
第二次，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註冊，他填寫的生日為「一八九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第三次，一九二四年九月註冊，生日只寫「一八九二年」。
真是個道地的怪人，他的生日怎麼在不斷「變化」著，每一回都不一樣！趕緊去查日本一九四一年出版的《日本名人錄，附滿洲國及中國名人》，查到陳公博，生於一八九○年，廣東南海人。這表明陳公博很可能就是那位「Chen Kung—ｐｏ」：他的生日不斷「變化」，大概是因為他不會把中國陰曆換算為西曆。他的生日可能是陰曆八月二十八日，頭一回寫的是陰曆。第二回換算成西曆而又少算一日——應是九月三十日。第三回也許是筆誤，也許又一次算錯，寫成「一八九二年」。至於把出生地寫成「廣州」，是因為廣東南海的名聲太小，美國人不熟悉，乾脆寫成「廣州」。那麼，陳公博怎麼會寫起《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呢？韋慕庭在仔仔細細讀畢《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之後，認為這篇論文倘若不摻雜著虛假的話，將是一重大發現：此文論述了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是極為難得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早期歷史文獻——寫於中共「一大」之後的第三年。此文的重要性還不在於論文本身，而在於它的附錄。附錄全文收入六篇文獻：
附錄一 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一九二一年）；
附錄二 中國共產黨關於黨的目標的第一個決議案（一九二一年）；
附錄三 中國共產黨宣言（一九二二年七月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
附錄四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案（一九二二年）；
附錄五 中國共產黨章程（一九二二年）；
附錄六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宣言（一九二三年）。
在這六篇附錄中，附錄一、二、四、五是散失多年，連中國共產黨自己也未曾找到的重要歷史文獻！作為歷史學家，韋慕庭擱下了手頭別的工作，全力以赴來考證這篇一九二四年的碩士論文。他把論文交給了多年的合作者——夏連蔭女士，請她對論文本身進行初步評價。
他自己則集中力量，考證那個陳公博：他拜晤了紐約市立大學的唐德剛博士。幾年前，唐博士曾一次次訪問當時僑居美國的胡適博士，為胡適錄音，寫作《胡適的自傳》。唐德剛熟知中國的情況，何況胡適當年也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哲學系，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胡適參加過《新青年》編輯工作，後來擔任過國民黨政府駐美大使、北京大學校長，後去臺灣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甚至與蔣介石競選「總統」。唐德剛迅速地向韋慕庭提供了許多關於陳公博的背景材料。唐德剛讀了那篇論文，對文中一些疑難之處作出了解釋。
他從納撒尼爾‧B‧塞耶先生那裡，得到了日文的關於陳公博的材料。他從中得知，陳公博寫過一本回憶錄《寒風集》，內中談及參加中共「一大」的經過——陳公博當年也是中共「一大」代表！
他千方百計尋覓《寒風集》。雖然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洛氏大樓頂層收藏了許多中文書籍，但是卻沒有《寒風集》。他求助於斯坦福大學胡佛圖書館，也找不到這本書。當他得知堪薩斯大學正在跟住在香港的中共「一大」代表張國燾聯繫出版回憶錄時，韋慕庭給張國燾寫了信，問他有沒有《寒風集》。張國燾此人，跟陳公博一樣，最初參加過中共「一大」，是中共早期重要活動家之一。後來，他成了中共的叛徒，不得不在一九四九年冬躲到香港棲身。他給韋慕庭寄去了《寒風集》。
韋慕庭以急切的心情，趕緊打開一九四四年十月由上海申報社所印的《寒風集》。此書分為甲篇、乙篇兩部分。甲篇是陳公博寫的自傳性回憶文章：《少年時代的回憶》（寫於一九三五年）；《我的生平一角》（寫於一九三三年）；《軍中瑣記》（關於一九二六年北伐的，寫於一九三六年）；《我與共產黨》（寫於一九四三年）；《改組派史實》（寫於一九四四年）；《補記丁未一件事》（寫於一九四四年）。
乙篇則是陳公博的文學作品，收入《我的詩》、《偏見》、《了解》、《貧賤交與富貴交》、《不可為的官》、《上海的市長》、《海異》。
韋慕庭的目光，停留在甲篇第一九一頁起的《我與共產黨》一文。這篇文章可以說用無可辯駁的證據，證明了「Chen Kung—po」即陳公博。
在這篇文章的前言中，陳公博寫道：
這篇文章我本來決定要寫的，但我同時希望藏之書櫥，待身後才發表。我不是想自己守秘密，我曾參加過共產黨，並且是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這是公開的事實，就是日本出版的《中國共產黨》也有這樣的記載。……
陳公博既然是中共「一大」代表，那麼，他在一九二四年寫出《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也就合情合理了。在《我與共產黨》一文中，陳公博詳細記述了他參加中共「一大」的經過，寫及「一連四日都在李漢俊的貝勒路家內開會」。
陳公博還談及，中共「一大」曾就綱領和決議案進行激烈的爭論。「應否發出，授權新任的書記決定。我回廣東之後，向仲甫先生（引者註：仲甫即陳獨秀，當時在廣州，未出席中共「一大」，但被選為書記）痛陳利害，才決定不發。」這清楚表明，中共「一大」的綱領和決議案是由陳公博帶到廣州去的，他當然有可能抄了一份留在自己手頭。另外，陳獨秀「決定不發」，使中共「一大」文獻沒有發表，於是留存於世的唯有手稿——正因為這樣，此後多年找不到中共「一大」文獻。
在《我與共產黨》一文中，陳公博還寫及「在民國十二年（引者註：即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二日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