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一九四四年，中國共產黨和它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軍民已經逐漸從最困難的處境中走出來。這年春天，根據地有了明顯的擴大，居住的人口增長到八千萬人，軍隊發展到四十七萬人，民兵有二百二十七萬人，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政治生活中誰也無法忽視的力量。
當時放在中國人民面前最重要的任務，是要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而要實現這個目標，必須很好地處理同國民黨的關係。這是一項複雜而艱難的工作，毛澤東為它付出了很多的精力。
還在一九四三年秋天，國民黨第三次反共高潮剛剛被打退，維護國內和平、促進國共團結的任務就被提到中國共產黨的面前。那時，蔣介石又作了這樣的表示：要用政治方法解決中共問題，並許諾在抗戰結束一年內實行憲政。對蔣介石的允諾，毛澤東清楚地看出他其實是「欺騙」。但只要還有一點可能，毛澤東仍要抓住這種機會來推動國共關係向好的方面轉變。十月五日，毛澤東在為延安《解放日報》寫的社論《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中提出：「在蔣先生和國民黨願意的條件之下，我們願意隨時恢復兩黨的談判。」
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節節勝利的形勢也有利於促使國共兩黨談判的恢復。儘管盟國軍隊在太平洋戰場和歐洲、北非戰場上都取得重大勝利，但中國戰場上畢竟仍集結著數量龐大的日本陸軍。美國政府為了避免一旦在中國大陸作戰時會造成美國士兵的大量傷亡，希望中國所有軍隊都能用於對日聯合作戰，而不希望看到中國在這時出現內戰。蘇聯和英國也不希望中國發生內戰。這種國際壓力也迫使蔣介石對國內問題進一步採取緩和態度。
一九四四年初，國民黨駐延安的聯絡參謀郭仲容向毛澤東轉達蔣介石希望中共派代表到重慶談判的資訊。聽到這個消息後，毛澤東的判斷是：「觀察今年大勢，國共有協調之必要與可能，而協調之時機，當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們應做些工作。」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停止公開批評國民黨，積極參加憲政運動，爭取和廣大民主人士一起推動蔣介石轉變政策。
二月十七日，毛澤東會見郭仲容，告訴他中共中央決定派林伯渠赴重慶談判，行期在三月十二日以後。對即將進行的這次談判應該採取什麼方針？四月十五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進行了討論。周恩來發言說：國民黨現在對我們主要採取政治鬥爭，宣佈我們破壞抗戰等所謂十項罪狀。我們的方針，照毛主席估計的，目前還是求和緩。毛澤東接著說：這次總的態度不卑不亢，表示我們要求和緩，要求抗戰到底，團結到底，不表現盛氣凌人的態度。我們要求和他們一同抗日，使他們不覺得我們在威脅他們。毛澤東還提出：對中間派主要宣傳民主，爭取他們的同情。對英美主要宣傳抗戰，要求英美派人常駐陝甘寧邊區。
四月二十九日，肩負重任的林伯渠同王若飛、伍雲甫一起離開延安，五月二日到達西安。林伯渠在西安同國民黨中央派來的代表張治中、王世傑進行了初步會談。五月十七日林伯渠同張治中、王世傑同機到達重慶。同以往的情況一樣，國民黨方面對談判毫無準備，拿不出任何方案來。他們一再要求中共方面先拿出具體意見來。五月十五日，毛澤東致電林伯渠，告知明日由電臺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提出關於解決目前若干急切問題的意見》拍發給他，要他以公函形式將這個意見書交給王世傑和張治中，以此作為談判的具體內容。
這份意見書是毛澤東起草的。意見書首先說明：「為克服目前困難局面，擊退日寇進攻，並認真準備反攻，中共方面認為唯有實行民主與增強團結一途。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決若干急切的問題。這些問題，有關於全國政治方面者，有關於兩黨懸案方面者」。
關於全國政治的有三條：（一）請政府實行民主政治與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人身之自由；（二）請政府開放黨禁，承認中共及各愛國黨派的合法地位，釋放愛國政治犯；（三）請政府允許實行名副其實的人民地方自治。
關於兩黨懸案的有十七條，主要內容是：允許中共軍隊編為十六個軍四十七個師，每師一萬人，目前至少給予五個軍十六個師的番號；承認陝甘寧邊區及華北華中華南敵後各抗日根據地的民選抗日政府為合法的地方政府；中共軍隊防地在抗戰期間維持現狀，抗戰結束後另行商定；在物質上充分援助八路軍和新四軍，公平分配同盟國的援華物資；撤銷對陝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的軍事封鎖和經濟封鎖；停止進攻華中新四軍和廣東遊擊隊；釋放各地被捕人員，等等。
對這些合情合理的要求，國民黨談判代表拒絕接受，並且不肯把中國共產黨的意見書轉交給國民黨政府。中共中央為了表示談判的誠意，對意見書作了修改，將原來的二十條意見改為十二條，其餘八條作為口頭要求提出。五月三十一日，毛澤東致電林伯渠，告知中央所作的上述修改，並說：「如彼方再不接受與解決，則曲在彼方，我方委屈求全之誠意可大白於天下。」但是，對經過修改後的意見書，國民黨方面仍不肯接受。
六月五日，王世傑、張治中突然拿出一份《中央對中共問題政治解決提示案》，交給林伯渠。其中規定：「第十八集團軍及其各地之一切部隊，合共編為四軍十師，其番號以命令定之」，陝甘寧邊區劃定為「陝北行政區，其行政機關稱為陝北行政公署」。而對敵後根據地的政權問題、中共的合法地位以及人民的權利等隻字不提。王世傑、張治中還聲稱：只能按照這個提示案來談。這個蠻橫無理的《提示案》，不但同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意見書相距甚遠，而且同客觀存在著的現實狀況相去太遠。
剛剛開始了一個多月的談判，於是又陷入僵局。
這時，中國正面戰場的局勢出現新的嚴重危機。日本侵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節節失利和本土開始遭受大規模轟炸的情況下，開始實行所謂「一號作戰」計畫。計劃的重點是：「佔領並確保湘桂、粵漢及平漢鐵路南部沿線的要地」，以實現貫通中國東北到越南的大陸運輸線；同時，要摧毀設立在廣西和湖南的盟軍空軍基地。四月中旬，日軍沿平漢路向河南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接著，又從湖北沿粵漢路南下湖南，再沿湘桂路折向廣西，前鋒直達貴州獨山。在日軍進攻面前，國民黨戰場上出現了駭人聽聞的大潰退。短短八個月內，相繼丟失二十萬平方公里的富饒國土，六千多萬中國同胞淪於日軍的鐵蹄之下。作為大後方政治中心的重慶陷入一片驚慌之中。在戰時，人們最關心的焦點莫過於軍事。如果其他問題還可以勉強忍受的話，那末在這方面出現不應有的嚴重挫折就使人普遍感到難以忍受了。誰都看得出來，這場大潰退其實是國民黨當局在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的嚴重問題的集中大暴露。民怨空前沸騰，輿論空前激昂，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運動衝破皖南事變以後相當長時間內的比較沉寂的狀態，以前所未有的巨大規模蓬勃興起。人們對國民黨政府已喪失信任，要求實行根本性的變革。國民黨的腐敗無能和抗戰不力，也引起英美等國駐華官員和輿論的強烈關注與不滿。
過去由於國民黨政府的嚴密封鎖，大後方許多人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的真實情況並不了解。這一年初，在國內外各方面的壓力下，國民黨當局第一次允許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前往延安等地採訪。六月九日，也就是盟軍在法國諾曼底登陸、開闢歐洲第二戰場的第三天，參觀團一行二十一人到達延安，成員中有美聯社、英國《曼徹斯特衛報》、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記者斯坦因，《紐約時報》、《時代雜誌》記者愛潑斯坦，合眾社、倫敦《泰晤士報》記者福爾曼，路透社記者武道，美國天主教《信號》雜誌中國通訊記者夏南漢神父，蘇聯塔斯社記者普多岑科，此外，還有國民黨統治區各大報的一些記者以及國民黨官員。
中外記者來到延安，毛澤東很興奮，覺得總算是打開了局面。他立刻經過延安交際處安排了同記者會見的時間。
六月十二日，毛澤東會見記者參觀團。記者團的成員大多是第一次來到延安，對這裡的一切都感到新鮮，在同毛澤東的談話時提出的問題特別多。毛澤東一一耐心地作了解答。關於國共談判，毛澤東說：現在還在談判之中，我們希望談判有進步，並能獲得結果。關於開闢第二戰場，毛澤東說：第二戰場開闢的影響會是很廣泛的，直接影響歐洲，沒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將來亦會影響到太平洋與中國。但他又指出：中國的問題還要靠中國人自己努力，單有國外情況的好轉，是不能解決問題的。關於中共的主張，毛澤東指出，中共希望國民政府、國民黨及一切黨派的，就是從各方面實行民主。他說，全世界都在抗戰中，歐洲已進入決戰階段，遠東決戰也快要到來了，但中國缺乏一個為推進戰爭所必須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戰才能夠勝利。我們很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築在民主基礎上的統一才是真正的統一。國內如此，新的國際聯盟亦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