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年之交，毛澤東接連發表了《＜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文章，在中國第一次旗幟鮮明地提出新民主主義的完整理論，並對它作了系統的說明。這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是一次飛躍，是一件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情。它不僅回答了當前時局中提出的種種問題，而且回答了中國現階段民主革命和未來建設新中國的一系列根本問題。
毛澤東在這個時候寫出這些文章，決不是偶然的。
抗戰爆發以後，中國共產黨從原來遭受嚴密封鎖的狹小天地裡走出來，變成全國性的大黨，公開走上全國政治生活的大舞臺，受到人們越來越密切的關注。他們渴望了解中國共產黨對時局和中國未來前途的看法。中國共產黨要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也必須在全國人民面前旗幟鮮明地提出自己區別於其他政黨的政治主張來，把人們吸引到自己高舉的大旗下來。
國民黨內的頑固派，當政治中心還在武漢時期就起勁地鼓吹「一個主義」、「一個政黨」的主張。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這種宣傳更變本加厲。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國家社會黨的張君勱發表《致毛澤東先生一封公開信》，在主張取消邊區、取消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同時，還要同毛澤東討論「共產黨之理論」，咄咄逼人地寫道：「竊以為目前階段中，先生等既努力於對外民族戰爭，不如將馬克思主義暫擱一邊，使國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塗，而不必出以灰色與掩飾之辭。誠能如此，國中各派思想，同以救民族救國家為出發點，而其接近也自易易矣。」中國共產黨的叛徒、號稱國民黨「理論家」的葉青（任卓宣）更公開主張：「三民主義可以滿足中國現在和將來的一切要求。它的實現，中國便不需要社會主義了，從而組織一個黨來為社會主義而奮鬥的事也就不必要了。」他還說：國民黨外的一切黨派，不止今天，就是將來也沒有獨立存在的理由。蔣介石自己也在一九三九年九月發表一篇《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式》的長文，鼓吹所謂「以黨治國」、「以黨建國」、「要使抗戰勝利之日，即為建國完成之時」。這就把「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問題，十分尖銳地提到每一個關心國家命運的人的面前，要求中國共產黨必須對這個問題系統地表明自己的立場和觀點。
中國共產黨早就說過：孫中山在國民黨一大所解釋的三民主義和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最低限度的綱領基本上是不相衝突的。因此，中國共產黨在現階段真誠地願為它的徹底實現而奮鬥。在當時來說，強調這一點，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是有積極意義的。同時，中國共產黨又說明：兩者之間仍然是有區別的。既然有區別，而一些人又正在叫嚷只要有一個三民主義就夠了，要共產黨把自己的旗幟收起來，在這種情況下，就迫使中國共產黨人必須把自己的旗幟更加鮮明地打出來，同形形色色冒牌的或歪曲了的「三民主義」宣傳分清界線，系統地闡述自己的理論和綱領，為中國人民指出中華民族要建立一個新社會和新國家的前途。這是歷史發展的需要。
這時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有了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戰爆發以來共十多年成功和失敗的豐富經驗，已經成為一個政治上成熟了的政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已經能將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純熟地結合起來，能夠系統地回答前面所說的那些問題，將黨關於現階段民主革命的理論和綱領這面大旗更加鮮明地打出來。用毛澤東後來的話說：「在抗日戰爭前夜和抗日戰爭時期，我寫了一些論文，例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共產黨人＞發刊詞》，替中央起草過一些關於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經驗的總結。那些論文和文件，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產生，在以前不可能，因為沒有經過大風大浪，沒有經過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還沒有充分的經驗，還不能充分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他說，只有經過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在抗日時期，「中國民主革命這個必然王國才被我們認識，我們才有了自由」。
這就是新民主主義這個全新的理論能夠在這時由毛澤東系統地提出來的歷史背景。
毛澤東在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的過程中，早就感到，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於實際運動的深刻了解，中國革命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進入抗戰時期後，中國共產黨面對的形勢和肩負的任務比過去更艱鉅，更複雜。這使毛澤東更深刻地感覺到理論的重要性。因此，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他就向全黨發出學習理論的號召。他指出：
「我們的任務，是領導一個幾萬萬人口的大民族，進行空前的偉大的鬥爭。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的任務，對於我們，是一個亟待解決並須著重地致力才能解決的大問題。我希望從我們這次中央全會之後，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看誰真正地學到了一點東西，看誰學的更多一點，更好一點。」
六中全會後，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進行了艱苦的進一步的探索。美國作家斯特朗在訪問記中寫道：「黨的負責幹部，住著寒冷的窯洞，憑藉微弱的燈光，長時間的工作，那裡沒有講究的陳設，很少物質享受，但是住著頭腦敏銳、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毛澤東是她曾經採訪的對象之一。一九三九年，毛澤東已經四十六歲，長期的戰爭磨難和陝北的艱苦生活損害了他的健康。但是，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中，他一面緊張地處理著戰爭年代的繁雜工作，一面堅持進行理論研究，常常「通宵達旦」，「廢寢忘食」。工作疲勞時，他就用力握幾下用來當作「鎮尺」的鐵條，舒展一下關節，算作休息。
新民主主義的理論，不是突然產生的，而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集體經過長時期的思考和探索才提出來的。這個理論以中國的實際國情為出發點。而要真正懂得中國的實際國情，並且依據它提出正確而完整的革命理論，是極不容易的。它需要經歷一個過程。
大革命時期，特別是十年內戰時期，毛澤東對中國社會特別是中國農村所進行的周密而系統的調查研究，使他對中國的國情有了深刻的了解，與此同時，他撰寫了有關中國革命問題的一些重要文章，包括總結革命經驗教訓的在內，都是形成新民主主義理論的重要準備。進入抗日戰爭時期——中國革命的一個最偉大、最活躍、最生動的新階段，他闡述黨的理論、路線、戰略、方針和政策的著述，更加豐富了。
毛澤東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發表的《五四運動》一文中已經說到：「二十年前的五四運動，表現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中國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會勢力。這種社會勢力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知識份子和進步的資產階級，就是革命的工、農、兵、學、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農，革命的領導階級是工人階級。如果離開了這種根本的革命力量，離開了工人階級的領導，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他在五月四日所作的講演《青年運動的方向》中，把正在進行著的中國革命稱作「我們中國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人民民主革命」。他說：「這個革命，資產階級已經無力完成，必須靠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它在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以後，要「建立一個人民民主的共和國」，「建立人民民主主義的制度」。「它比起現在這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來是不相同的，它跟將來的社會主義制度也不相同。」但是毫無疑義的，「中國將來一定要發展到社會主義去，這樣一個定律誰都不能推翻」。
毛澤東在這兩篇文章中已經明確地講到：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從五四運動起已經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需要由工人階級來領導；它要建立的是既不同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狀態、又不同於社會主義制度的人民民主主義的共和國，將來要發展到社會主義去。顯然，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這時已在醞釀、思考和形成中，只是還沒有把「新民主主義」這個明晰的概念提出來，也沒有來得及進行系統的論證和說明罷了。
最早提出新民主主義這個科學概念，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寫成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這是毛澤東和其他幾個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寫作的一個課本，第二章「中國革命」是他自己寫的，第一章「中國社會」是別人起草後經他修改定稿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最早發表在延安出版的刊物《共產黨人》上。建國後，這篇著作經他審定收入《毛澤東選集》。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第一次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區別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並且明確地規定：「所謂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為什麼中國現階段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只能是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是由中國的實際國情所決定的。
毛澤東寫道：「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是說，認清中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