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廣州、武漢相繼失守後，抗日戰爭進入一個以戰略相持為特點的新階段。日本、國民黨和共產黨三方面的力量和相互之間的關係，都發生了重要變化。
日本在武漢和廣州戰役中幾乎傾注了全力。進攻武漢動用的兵力達十四個師團，進攻廣州也用了三個師團，共占當時日本陸軍總兵力的半數。這是自盧溝橋事變一年多來日方使用兵力最多的一次，而且對兩地的進攻幾乎集中在同一個時間內舉行，反映出他們力圖「速戰速決」，以擺脫長期作戰帶來的嚴重困境，但結果並沒有達到目的。他們對華侵略所能使用的兵力幾乎已達到極限，已無法繼續保持原有的進攻勢頭，不得不陷入他們極不希望看到的相持狀態，把重點轉向鞏固已有的佔領區，以期「以戰養戰」，並對國民黨進行政治誘降。
國民黨的政治中心，這時已遷到重慶。隨著局勢的變化，國民黨最高當局的不同集團分別出現新的重要政治動向。
一向宣傳民族失敗主義的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突然從重慶跑到越南河內，在十二月二十九日發出所謂「豔電」，公開響應日本首相近衛文縻發表的《中日兩國調整關係之基本政策》的聲明，主張停止抗戰，對日求和，徹底暴露了賣國乞降的面目。全國範圍內群情激憤，掀起了聲勢浩大的聲討投降活動的熱潮。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臨時會議也把他永遠開除出黨。
作為國民黨總裁的蔣介石沒有和汪精衛一起投降，繼續留在抗日戰爭的陣營內。這是值得讚揚的。但在他看來，日本軍事進攻的威脅已較原來大大減輕，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和遊擊戰爭在敵後的迅速發展卻使他越來越憂心忡忡。他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日記回顧這一年時寫道：「共黨乘機擴張勢力，實為內在之殷憂。」幾天後，他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六日的日記中把話講得更明白：「目前急患不在敵寇」，而在「共產黨之到處企圖發展」、「淪陷區遊擊隊之紛亂無系統」等四端，「應定切實對策，方足以消弭殷憂也」。從蔣介石日記裡透露出的這些內心變化中可以看出：他已把關心的重點從對日作戰轉向防共反共方面，雖然他這時還沒有公開說出來。與此同時，國民黨在各地製造的磨擦活動也明顯增多起來。周恩來在給延安的電報中說：「目前事實如殺人、捕人、封報、攻擊邊區、甚至武裝衝突，磨擦且益加甚，此必須迅速解決，以增互信。」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汪精衛叛逃事件。毛澤東在會上說：「蔣介石近來在軍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動上都表現是進步的，但在進步中更要限制我們。蔣之政策是聯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來各地磨擦增加。」他提出：「我黨對目前事件的方針是『擁蔣反汪』。」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致電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希望推動國民黨向好的方面發展。
但是，事情並沒有如中國共產黨所期望的那樣來發展。一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在重慶召開。蔣介石雖然在開會詞中談到現在是第二期抗戰開始的時候，談到要抗戰到底，不能半途而廢，但他把抗戰到底解釋為只恢復到七七事變以前的狀態。更嚴重的是，會上原則通過要限制異黨活動（四月十四日，國民黨中央秘書處秘密頒布《防制異黨活動辦法》的訓令）。會議公開發表的《宣言》中說：「本會議鄭重聲明，吾人絕不願見領導革命之本黨發生二種黨籍之事實，更不忍中國實行三民主義、完成革命建國一貫之志業，因信仰不篤與意志不堅，致生頓挫。」會議通過的《關於黨務報告之決議案》中寫道：「今後，本黨應力求革命理論之領導」，「而使違反主義之思想無從流布於社會，而於戰區及敵人後方，尤應特別注意」。這些話，矛頭顯然都是指向中國共產黨的。國民黨五中全會，成為抗戰期間蔣介石對中國共產黨政策發生重大變化的轉捩點。
儘管如此，這時蔣介石仍主張繼續對日抗戰，嚴厲譴責汪精衛的投降活動，他的防共反共的全盤打算主要是在內部醞釀和佈置，沒有完全公開出來。因此，這時中國共產黨處理國共關係這個問題需要謹慎而恰當，留有餘地，並且繼續觀察。
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國民黨五中全會後的形勢及黨的方針。毛澤東已經敏銳地警覺到國民黨內妥協磨擦的危險傾向在發展，特別是蔣介石本人的態度在發生變化。他在會上批評國民黨五中全會的錯誤是「依靠外力，只打到盧溝橋」。「國民黨的政策是一貫的，在五中全會是再一次表現。」關於國共關係，他認為，國民黨的妥協傾向與磨擦傾向也是錯綜複雜的，主張執行聯共同時又防共的中間政策的佔多數，我們應該增加左翼力量，爭取中間派。蔣介石將處於中間派地位。「過去，我們只與汪精衛鬥爭，沒有與蔣介石直接鬥爭。抗戰中如何打法，我黨一貫與蔣介石鬥爭。在前年的鬥爭方式是尖銳的，去年較和緩，但鬥爭是沒有停止的。今後我黨方針還是不要太尖銳，要堅韌。」「我們要阻止妥協磨擦危險傾向的發展，主要方針是爭取國民黨的大多數，爭取中央軍，發展八路軍遊擊隊。」他說：只要我們有力量造成抗戰的局面，就能逼迫蔣介石不得不繼續抗戰。
此前，他在中央黨校作《反對投降主義》的講演，提醒大家在反對民族投降活動的同時要注意反對黨內的階級投降主義。他說：最近為止，我們得了許多材料，很多材料、很多小冊子發給國民黨黨員，要防止共產黨，而且要採取攻勢。什麼叫防止？就是不讓共產黨發展。什麼叫攻勢呢？就是他們提出的「一個黨、一個主義、溶共」的政策，就是說要取消共產黨、溶化共產黨、取消共產主義，他說：「統一戰線又講親愛、講團結，另一方面又要鬥爭。」「古時人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這也是說統一裡有鬥爭。」「我們對無理之話一定要反對，因為它是真正破壞統一戰線的。」他在講演的最後說：對國民黨的磨擦，「我們有兩條原則：第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即是說人家不搗亂我，我就不打人；第二條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一原則要抓得緊，一定要有勁。」「這樣，才能真正鞏固與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只有這樣，才能戰勝日寇」。
對蔣介石正在日益加強的防共反共活動，毛澤東主張進行必要而適度的反擊。當時，國民黨正準備召開國民參政會一屆三次會議。中共中央書記處電示南方局：因國民黨五中全會對民主民生問題一無表示，對我黨態度仍不甚好，而且指令各地對我黨我軍我邊區採取進攻方針，並增加磨擦對抗，對前次參政會決議也未見實行，因此，我參政員對本次會議宜採取較冷淡態度，以促蔣及國民黨反省。隨後，毛澤東和王明又致電國民參政會秘書處並轉蔣介石：「因事不能出席本屆參政會，特電請假。」
這時，共產黨內有人存在一些糊塗觀念，認為既然中國共產黨在公佈國共合作的宣言中說：「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那末，國民黨提出「一個黨一個主義」也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毛澤東為此作了說明。他在抗戰以來早已一再說過，共產主義是在革命發展的將來階段實行的，共產主義者在現在階段並不夢想實行共產主義，而是要實行歷史規定的民族革命主義和民主革命主義，這是共產黨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根本理由。中國共產黨正是在為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這三大目標而奮鬥。國民黨部分地實現了民族主義，表現在實行了對日抗戰，但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沒有實行。這些，已經把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當局對待「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的不同態度說清楚了。針對黨內一些人的糊塗觀念，他又提出，蔣介石用三民主義來同我們鬥爭，「我們抓住三民主義，用三民主義壓倒他們」。他多次到中央黨校等部門講演，說明國共兩黨對待三民主義是有區別的。他說：中國共產黨「現在要實行的是三民主義，將來是社會主義，一定要把三民主義（現在的）變為社會主義（將來的），這一條我們不能放棄也不應該放棄。我們跟友黨講親愛，講團結，這是對的，而同時要大大發展我們的黨，不要因講親愛、團結而放棄了自己的任務。」他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三民主義是到共產主義的必經之路，正如西安到延安，洛川是必經之路一樣，現在我們實行三民主義，哪個說我們將來不實行社會主義？」
三月十二日，蔣介石借孫中山逝世十四周年紀念日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宣佈實施國民精神總動員，規定它的共同目標是：「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這其實是「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變相提法，是為了對付共產黨的。四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毛澤東提出要「利用他們的東西來反對他們，壓倒他們」。
四月二十九日，毛澤東出席延安活動分子會議，作《關於國民黨所號召的國民精神總動員問題》的報告。他說：「共產黨是歷來號召全國總動員的。」國民黨所號召的「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有積極的東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