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爆發後，中國共產黨怎樣對待同國民黨的關係是一個極其重要而又異常複雜的問題。
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國國民黨是當時中國最大的握有統治權的政黨。它有幾百萬軍隊和得到國際承認的外交地位。沒有它的參加，全民族的抗日戰爭就難以形成。抗戰開始後，它從對日妥協退讓轉為武裝抵抗，從長期的「剿共」轉為同共產黨合作，對民眾運動也有一定程度的開放。這些都是重大的轉變。抗戰初期，他在淞滬、忻口、徐州、武漢等會戰中也有相當積極的表現。看不到這些，在抗戰中不重視國共的合作，造成雙方關係的破裂，那就會犯「左」的錯誤。
可是，事情還有另外的一個方面。蔣介石對共產黨的疑忌太深。即使在雙方關係較好的抗戰初期，他仍然十分害怕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的發展，千方百計加以限制，總想找機會加以「溶化」和消滅。對民眾運動的興起也有著根深蒂固的恐懼心理，不願和不敢放手發動民眾，只想用政府和正規軍的力量去抵抗日軍的進攻，這是抗戰初期正面戰場局勢迅速惡化的原因之一。國共兩黨關於「全面抗戰」還是「片面抗戰」的爭論，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要是看不到事情的這一方面，忘卻以往的歷史教訓，以為國民黨已經轉變得一切都好了，過分看重以至依賴國民黨，束縛自己的手腳，喪失獨立自主和必要的戒備，那就會上大當，就會犯右的錯誤。
對應該怎樣處理這種複雜的關係，毛澤東在抗戰中期所寫的《農村調查》的跋中作了很好的概括：「現在的政策，是綜合『聯合』和『鬥爭』的兩重性的政策。」「不是『一切鬥爭，否認聯合』，也不是『一切聯合，否認鬥爭』（如同一九二七年的陳獨秀主義那樣），而是聯合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社會階層，同他們建立統一戰線，但對他們中間存在著的投降敵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動搖性反動性方面，又應按其不同程度，同他們作各種不同形式的鬥爭。」
這裡，不容易的是怎樣根據變動著的情況，靈活地處理聯合和鬥爭的關係，怎樣恰當地掌握好兩者關係中的「度」。沒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豐富的鬥爭經驗，是很難把它處理好的。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也就是日本向上海發動進攻後四十天，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了周恩來在七月廬山談判時向蔣介石提交的《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蔣介石發表談話，承認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團結救國的必要。這是一件大事，標誌著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式形成。
對《宣言》的發表和蔣介石的談話，毛澤東立刻毫不含糊地給予高度評價。他指出：「我們宣言及蔣談話宣佈了統一戰線的成功，建立了兩黨團結救國的必要基礎。」「這在中國革命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紀元。這將給予中國革命以廣大的深刻的影響，將對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發生決定的作用。」同時，他也敏銳地察覺蔣介石談話中表現出的「自大主義」，表示「未免遺憾」。他指出，現在成立的統一戰線，還不是一個充實的堅固的統一戰線。表現在蔣介石方面的是：在抗日問題上的始終不肯接受中共反覆提出的發動民眾的全民抗戰的政治主張；在兩黨關係上，既想借重共產黨的力量，又不肯平等相待，對確定兩黨合作形式與制定共同綱領採取消極態度。毛澤東認為，這種狀況不改變，統一戰線可能流於形式，不能真正擔負起領導中國爭取抗戰勝利的責任。
《宣言》發表一周後，毛澤東為《解放》週刊撰寫《國共兩黨統一戰線成立後中國革命的迫切任務》（編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時，題目改為《國共合作成立後的迫切任務》）。毛澤東在文中指出：「中國的革命，自從一九二四年開始，就由國共兩黨的情況起著決定的作用。」他說：從西安事變以來，「起了變化的東西是有的，並且是很大的，這就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但是，廣大的民眾還沒有被發動，國民黨的統制政策依然沒有改變，從而暴露出嚴重的危機。「抗日需要一個充實的統一戰線，這就要把全國人民都動員起來加入到統一戰線中去。抗日需要一個堅固的統一戰線，這就需要一個共同綱領。」「共同綱領是什麼呢？這就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共產黨在八月二十五日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這個十大綱領，符合於馬克思主義，也符合於真正革命的三民主義。這是現階段中國革命即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中的初步的綱領，只有實行了它，才能挽救中國。」他還提出：「然而要實行三民主義和十大綱領，需要實行的工具，這就提出了改造政府和改造軍隊的問題。」
十月二十五日，毛澤東會見英國記者詹姆斯‧貝特蘭。他在答問中，充分肯定中國抗戰的成績是有的，而且是偉大的；同時也指出幾個月抗戰中暴露的弱點：「這首先表現在政治方面。這次參戰的地域雖然是全國性的，參戰的成分卻不是全國性的。廣大的人民群眾依然如過去一樣被政府限制著不許起來參戰，因此現在的戰爭還不是群眾性的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而不帶群眾性，是決然不能勝利的。」
他還針對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等散佈「中國在打了敗仗之後再也無力抗日」的民族悲觀主義論調，提出「克服投降主義」問題。
這時中國共產黨內，在對待國共關係的問題上，一種錯誤觀點正在滋長發展。這種「右的觀點，就是不主張區別」。他們只看到國共兩黨一致的地方，而看不到兩黨在「全面抗戰」（全國人民總動員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戰爭）和「片面抗戰」（不要人民群眾參加的單純政府的抗戰）等根本問題上的原則分歧而放棄了自己的責任。毛澤東指出這是一種十分危險的傾向。他說：「如果共產黨員忘記了這個原則性，他們就不能正確地指導抗日戰爭，他們就將無力克服國民黨的片面性，就把共產主義者降低到無原則的地位，把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他們就是對於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和保衛祖國的任務犯了罪過。」
毛澤東十分警惕這種危險的傾向，並在實際工作中同這種錯誤傾向進行了明確的鬥爭和必要的預防。在中央常委會討論中共是否參加政府的問題時，毛澤東指出：「只是聘請個人參加而不宣佈執行抗日綱領，我們不參加」。根據毛澤東等的意見，中共中央作出決定：「只有將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轉變為全民的統一戰線的政府的時候」，中共才能參加。毛澤東還對隴東等地出現的對國民黨無原則退讓，對全國各界聯合會常務委員章乃器在上海提出的「少號召，多建議」的主張，提出批評，糾正各根據地和救亡工作中出現的遷就傾向。對山西的統一戰線工作，毛澤東多次指示，要求不能參加任何倒閻的陰謀活動，但在原則問題上「決不讓步」。「『獨立自主』之實行，須比較過去『進一步』」，我們的計畫要放在他們不答應不兌現不可靠時還是能夠幹下去這樣一個基點上。
十一月十二日，上海陷落的當天，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黨的活動分子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全面闡述了對統一戰線和國共關係的看法。
他在報告一開始就提出「目前形勢是處在片面抗戰到全面抗戰的過渡期中」。接著說：「我們贊助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抗戰，即使是片面的抗戰。因為它比不抵抗主義進一步，因為它是帶著革命性的，因為它也是在為著保衛祖國而戰。」但是，「不要人民群眾參加的單純政府的片面抗戰，是一定要失敗的。因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戰爭，因為它不是群眾戰爭。」毛澤東強調指出：全面抗戰還是片面抗戰，「這是共產黨的抗戰主張和現時國民黨的抗戰主張的原則分歧」。
他在這個報告中，旗幟鮮明地提出：「在黨內在全國均須反對投降主義。」他先提出了「在黨內，反對階級對階級的投降主義」的任務。他是這樣分析的：「關於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在盧溝橋事變以前，黨內的主要危險傾向是『左』傾機會主義，即關門主義。這主要是因為國民黨還沒有抗日的緣故。」「在盧溝橋事變以後，黨內的主要危險傾向，已經不是『左』傾關門主義，而轉變到右傾機會主義，即投降主義方面了。這主要是因為國民黨已經抗日了的緣故。」
毛澤東在報告中，把洛川會議等醞釀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根本性問題，以更加明確具體的語言提了出來：「在統一戰線中，是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呢，還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是國民黨吸引共產黨呢，還是共產黨吸引國民黨？在當前的具體的政治任務中，這個問題即是說：把國民黨提高到共產黨所主張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全面抗戰呢，還是把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的地主資產階級專政和片面抗戰？」他明確地得出結論：「必須尖銳地提出誰領導誰的問題，必須堅決地反對投降主義。」
接著，他又提出：「在全國反對民族對民族的投降主義。」他說：「這個傾向在現時是發生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右翼集團中。」那就是指國民黨內以汪精衛為代表的親日派集團。毛澤東提醒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