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深夜，在北平的南大門盧溝橋附近，日本侵略軍突然向駐守在這裡的中國軍隊發動進攻，中國軍隊被迫奮起還擊。盧溝橋反抗日本侵略軍的槍聲，標誌著中國人民期待已久的全民族抗戰終於開始。
第二天，消息傳到延安。
那時候，整個局勢會怎樣發展，還不十分明朗。這以前，日本在華北已曾多次製造過地方性的武裝挑釁事件。盧溝橋所發生的，究竟是一次地方事件，還是日本帝國主義對華發動全面軍事進攻的開始？許多人一時還不能看得那麼清楚。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卻立刻作出判斷：中華民族已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只有全民族團結抗戰，才是中國生存和發展的唯一出路，必須立刻旗幟鮮明地喊出這個口號。
七月八日，也就是盧溝橋事變剛剛發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率先向全國發出通電，大聲疾呼：「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號召：「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這是根據歷史發展進程提出的基本政治口號。這個口號，成了全國人民一致行動的具體目標。中國共產黨如果不能及時地提出這種具體目標，是談不上政治領導的。
國民黨政府在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面前，鑒於自身的統治已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也在進行抵抗侵略的準備。但他們沒有完全放棄對日媾和的幻想，仍希望把盧溝橋事變限制在「地方事件」的範圍內。他們對共產黨的疑忌太深了，在國共合作的談判中不斷橫生枝節，使談判遲遲不能取得突破性的進展。當時在延安擔任軍委參謀長的蕭勁光回憶道：「國家的危亡迫在眉睫，而我黨與國民黨關於建立統一戰線，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的具體問題的談判卻遲遲沒有結果。我們在延安的同志都如坐針氈，焦慮萬分。」
面對這種複雜的局勢，毛澤東始終保持著沉著冷靜的態度，進行總攬全域的考慮和部署。七月十四日，他在內部發出指示，提出當前工作的總方針。這個總方針包括兩個方面：「此時各方任務，在一面促成蔣氏建立全國抗戰之最後決心（此點恐尚有問題）；一面自己真正地準備一切抗日救亡步驟；並同南京一道去做。」「蓋此時是全國存亡關頭，又是蔣及國民黨徹底轉變政策之關頭，故我們及各方做法，必須適合於上述之總方針。」
毛澤東深知，要促成蔣介石下定全國抗戰的最後決心，單靠共產黨的力量是不夠的，必須推動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努力在全國造成一種聲勢。毛澤東指定南漢宸，以毛澤東及紅軍代表的名義同華北當局及各界領袖協商團結抗日的具體辦法。他自己在七月十四日至二十日間四次寫信或致電給閻錫山，要求「密切合作，共挽危局」。他又指定張雲逸奔走兩廣當局之間，「求得他們贊助堅決抗戰與國共合作的方針，求得他們開展愛國運動，積極救亡」。他還和張聞天一起致電葉劍英：「請答覆救國會及各方：他們要求各事，我們都同意，並且正在做。請他們努力在外面與政府黨部及各界領袖協商，迅速組成對付大事變的統一戰線。惟有全國團結，才能戰勝日本。」
在推動蔣介石下定抗日決心的同時，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自身積極地進行抗日參戰的一切準備，並表明願同南京一道去做。七月十三日，在延安召開共產黨員和機關工作人員的緊急會議，毛澤東到會動員，號召「每一個共產黨員與抗日的革命者，應該沉著地完成一切必須準備，隨時出動到抗日前線」。十四日，毛澤東等致電葉劍英，要他轉告蔣介石：「紅軍主力準備隨時出動抗日，已令各軍十天內準備完畢，待令出動。」十八日，延安召開市民大會，毛澤東到會講演。據當時報紙記載：「演詞激昂，聽眾均磨拳擦掌，熱血沸騰，願赴抗日戰場，與日寇決一死戰。」
空前的民族危機和共產黨的積極主張，一掃國內的沉悶政治空氣。要求武裝抵抗日本侵略的熱情空前高漲，到處沸騰起來了。「各地的大資產階級，國民黨的各地黨部，國民革命軍的將領及各地方的軍政長官，也表示了他們的積極，提出了抗戰的要求。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到處要求行動的統一，並且到處組織了這類統一救亡的組織，這使全國抗日救亡運動前進了一大步。」
七月十七日，盧溝橋事變後的第十天，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宣佈：「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這對蔣介石來說，是一個大的進步。
蔣介石談話發表後，毛澤東很快就表示歡迎，他說：「這個談話，確定了準備抗戰的方針，為國民黨多年以來在對外問題上的第一次正確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們和全國同胞的歡迎。」同時，他也清醒地看到蔣介石在對內政策上沒有提出任何改進措施，特別是沒有宣佈全國人民的總動員，沒有改革舊的政治機構，沒有提出改良人民生活的綱領，對中國共產黨仍不允許公開活動。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
局勢越複雜，對毛澤東說來，彷彿倒越能顯示出他善於在千頭萬緒中迅速抓住要領的本事。蔣介石廬山講話後不到一個星期，毛澤東在七月二十三日發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旗幟鮮明地提出對付日本的進攻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方針、兩套不同的辦法和兩個不同的前途。一種是堅決抗戰的方針，一種是妥協退讓的方針。在堅決抗戰的方針下又必須有一整套的辦法，才能達到目的。這就是：（一）全國軍隊的總動員；（二）全國人民的總動員，給人民以愛國的自由；（三）改革政治機構，使政府和人民相結合；（四）抗日的外交；（五）宣佈改良人民生活的綱領，並立即開始實行；（六）國防教育；（七）抗日的財政經濟政策；（八）全中國人民、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的長城。另一套是同它相反的辦法。毛澤東指出：實行前一種方針和辦法「就一定得一個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實現中國自由解放的前途」。實行後一種方針和辦法「就一定得一個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中國、中國人民都做牛馬奴隸的前途」。他表示：共產黨人「願同國民黨人和全國同胞一道為保衛國土流最後一滴血，反對一切遊移、動搖、妥協、退讓，實行堅決的抗戰」。
文章又指出，為了這樣做，「中心關鍵在國共兩黨的親密合作」，「團結要是真正的團結，爾詐我虞是不行的」。他強調：「國人應從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頓在恰當的位置。在今天，誰要是在團結兩個字上不生長些誠意，他即使不被人唾罵，也當清夜捫心，有點兒羞愧。」這幾句話正是對國民黨的批評。但是這種批評，正如英國記者貝特蘭所說：「是很坦白的，而且非常誠懇的。顯然他注重的並不是指摘『缺點』，而是堅持他認為更好的政策，他的正面主張是很充足的。」
在推動國民黨進行全國性抗戰的同時，紅軍參戰的實際準備工作也在加緊進行。七月十四日，毛澤東、朱德已向彭德懷、任弼時等紅軍將領下達「十天準備完畢，待命抗日」的命令。同時要紅軍各路將領到雲陽集中，討論紅軍改編問題，並對紅軍參戰、部隊編制等做了周密的部署。聶榮臻回憶道：「到七月中旬，儘管同國民黨政府的談判還沒有結果，我們已經根據黨中央的指示，開始醞釀部隊的改編工作，著手進行開赴前線的準備了。」
隨著華北局勢日趨嚴重，蔣介石仍不肯下達紅軍改編的命令，但幾番催促紅軍迅速出動。七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張聞天致電周恩來等，決定：「紅軍八月十五日改編好，二十日出動抗日。」但紅軍「三個師以上必須設總指揮部，朱正彭副，並設政治部，任弼時為主任，鄧小平為副主任（不要康澤），以便指揮作戰」。
由於紅軍即將開赴前線，一個新的問題提到中國共產黨的面前：紅軍在抗日前線應該怎樣作戰？這時周恩來、博古已赴雲陽出席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召開的紅軍高級幹部會議。毛澤東和張聞天致電他們，對會議提出明確的指導意見，其中最重要的是把發展遊擊戰爭提到突出的地位。這是一個有著遠大戰略眼光的創見。電報說：「（甲）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遊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也不是集中作戰，因此不能在戰役戰術上受束縛，只有如此才能發揮紅軍特長，給日寇以相當打擊。（乙）依上述原則，在開始階段，紅軍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為適宜，兵力過大，不能發揮遊擊戰，而易受敵人的集中打擊，其餘兵力依戰爭發展，逐漸使用之。」
同一天，毛澤東和張聞天又致電朱德、周恩來轉彭德懷、任弼時，針對蔣介石已經表露出來的準備將紅軍分割使用、同日軍硬拼消耗、逐步給以削弱以至消滅的企圖，提醒他們：「紅軍抗日出動的路線、出動的兵力、作戰的方法都不應請求蔣介石決定頒發，這些都只能待適當的時機，由我們提出與之商定方不吃虧。」這些意見，對紅軍改編後保持獨立性和黨對這支軍隊的領導有重要意義。
七月三十日，北平、天津相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