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特別是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和一九三七年上半年，毛澤東有一段時間能夠比較集中地對黨的歷史經驗進行深入的理論思考和理論概括。
毛澤東在對待理論工作上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強調理論對於實踐的依賴關係：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為實踐服務。在他看來，有了正確的理論，才能使人們對事物的認識不停留在初級的感性階段，而能通觀客觀過程的全體，認清事物的本質和它的內部規律性，用來自覺地指導行動；而這種正確的理論，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只能從實踐中來，再到實踐中去接受核對總和繼續發展。
中國共產黨走過了一段富有傳奇性的艱險而曲折的道路。它在實踐中取得過巨大的成功，也經歷過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四年兩次慘痛的失敗；積累了許多超越前人的經驗，也有過「左」的和右的沉重教訓，其中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的四年統治，更把黨幾乎引向毀滅的邊緣。具有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結束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的統治，但它是在紅軍長征途中舉行的，只能對當時最迫切的軍事問題和中央領導機構問題作了變動，其他問題還來不及解決。到達陝北後，毛澤東在一次政治局會議談到博古時說：「遵義會議糾正了他的錯誤，然而沒有指出宗派主義、冒險主義，這個問題是路線上的錯誤。」可見，他對黨內存在的種種問題，正在從根本路線上進行通盤的審視。
這時，中國的政治局勢也正處在重大的歷史轉折時刻，開始由國內戰爭向抗日戰爭轉變。面對著錯綜複雜、變化多端的國內外各種矛盾，客觀形勢的發展，迫切要求黨內有統一的認識，對形勢作出科學的分析，制訂出正確的路線和策略。然而，黨內的思想並不統一。關門主義（也就是宗派主義）、冒險主義以及作為它們共同思想基礎的教條主義，仍然阻礙著黨的正確路線、策略的制訂和執行。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從思想理論的高度上加以解決，中國革命就不能前進一步。
陝北的相對穩定的局勢，國內翻譯出版的一些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和文章已能傳送到這裡，也都便於毛澤東有可能從理論上全面地回顧和思考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先後寫下《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等重要著作，分別從政治路線、軍事路線、思想路線上總結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歷史經驗教訓，剖析了以教條主義為特徵的「左」傾錯誤指導思想，及時地回答了黨所面對的重大而緊迫的問題，並把這些現實問題提到哲學的高度來分析，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發展作出創造性的貢獻，奠定了黨的思想理論基礎。
《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是毛澤東在瓦窯堡會議結束後給黨的活動分子會議所作的報告。
在九一八事變後，特別是一九三五年華北事變以後，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國際關係和國內階級關係都產生重大變化。「左」傾教條主義者在長時間內無視這種重大變化。毛澤東在報告裡，一開始便從千頭萬緒的現實生活中，十分鮮明地指明了當前主要矛盾之所在。他說：「目前的政治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目前形勢的基本特點，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全國人民的生存已受到嚴重的威脅。
毛澤東接著指出：「這種情形，就給中國一切階級和一切政治派別提出了『怎麼辦』的問題。反抗呢？還是投降呢？或者遊移於兩者之間呢？」他指出：中國的工人和農民都是要求抗日的，而且是中國革命的最堅決的力量；小資產階級也是要反抗的。現在他們眼看就要當亡國奴了，除了反抗，再沒有出路；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他們具有兩面性：既不喜歡帝國主義，又害怕革命的徹底性，但在今天殖民地化威脅的新環境下，他們是有變化的可能性的。即使是國民黨營壘中，在民族危機到了嚴重關頭的時候，在日本炸彈的威力圈及於全中國的時候，在鬥爭改變常態而突然以洶湧的陣勢向前推進的時候，也是要發生破裂的。
基於對現實狀況的分析，毛澤東得出結論：「目前是大變動的前夜。」「當著革命的形勢已經改變的時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領導方式，也必須跟著改變。」「黨的基本的策略任務是什麼呢？不是別的，就是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
為了建立起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毛澤東強調指出，必須在黨內反對兩種錯誤傾向：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這個問題的提出，同樣是以事實為依據的。他說：
「時局的特點，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來，中國處在新的全國大革命的前夜，這是現時革命形勢的特點。這是事實，這是一方面的事實。現在我們又說，帝國主義還是一個嚴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狀態是一個嚴重的缺點，要打倒敵人必須準備作持久戰，這是現時革命形勢的又一個特點。這也是事實，這是又一方面的事實。這兩種特點，這兩種事實，都一齊跑來教訓我們，要求我們適應情況，改變策略，改變我們調動隊伍進行戰鬥的方式。目前的時局，要求我們勇敢地拋棄關門主義，採取廣泛的統一戰線，防止冒險主義。不到決戰的時機，沒有決戰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進行決戰。」
在這篇講話中，他著重談了反對關門主義的問題。他用簡單明瞭的語言，把統一戰線和關門主義這兩種不同的正相反的策略，作了強烈的對比：「一個要招收廣大的人馬，好把敵人包圍而消滅之。」「一個則依靠單兵獨馬，去同強大的敵人打硬仗。」究竟哪一種策略的道理是對的呢？他依然用事實來作回答：
「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動的道路一樣，總是曲折的，不是筆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陣線可能變動，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變動一樣。日本帝國主義決定要變全中國為它的殖民地，和中國革命的現時力量還有嚴重的弱點，這兩個基本事實就是黨的新策略即廣泛的統一戰線的出發點。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只有這樣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打垮，這是有目共見的真理。因此，只有統一戰線的策略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策略。關門主義的策略則是孤家寡人的策略。關門主義『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只博得敵人的喝采。」「關門主義的所謂『純粹』和『筆直』，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國主義則向之嘉獎的東西。我們一定不要關門主義，我們要的是制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
毛澤東所作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這篇報告，對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作了完整的分析和論述，系統地解決了黨的政治路線問題，為全黨進入抗日戰爭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論準備。他的論述，處處以正在發生巨大變動的客觀事實為出發點，以中國的社會經濟、政治和階級關係的具體特點為出發點，反對那種不顧事實的、凝固而僵化的教條主義思想，把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同中國革命的實踐純熟地結合起來，說明他的思想正在進一步走向成熟。
在解決了黨的政治路線後，毛澤東又把注意力集中到黨的軍事路線上來。他說：「過去的革命戰爭證明，我們不但需要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的政治路線，而且需要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的軍事路線。」這就必須系統地總結中國革命戰爭的歷史經驗，從中作出新的理論概括。在經過長時間準備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他在陝北的紅軍大學作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報告。
這個報告，也是黨內在軍事問題上一場大爭論的結果。這場大爭論，在長征前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已經激烈地進行著。瓦窯堡會議後，李德又不同意會議通過的東進的軍事戰略方針。他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向中共中央提出書面意見，根據敵我力量懸殊的狀況，主張「鞏固與發展蘇區創造新根據地」，武斷地認為「我們轉入進攻是過早的」，「政治準備不充足」，結果就會「退卻和逃跑」，以反對會議決定的「以發展求鞏固」的方針。並且說「戰爭未發生以前，在我們這方面的應當避免能夠引起蘇日衝突的行動。」生怕把蘇聯牽進到軍事衝突中去。這種離開「發展」來談「鞏固」的主張，其實又是在重複他導致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敗的那種單純防禦戰略。從當時陝北的實際情況來看，更是不適宜的。毛澤東立刻指出，它是在革命進攻下的保守的單純防禦戰略。這年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晉西開會時，討論了李德的《意見書》，許多人在發言中批評李德的錯誤主張，並且作出決議：「戰略決定由毛主席寫。」這件事，也促使他下決心系統地總結十年內戰時期在軍事鬥爭上的經驗教訓，來寫這本書。
毛澤東對這件工作做了十分認真的準備。他通過各種管道從國民黨統治區購買到一批軍事方面的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