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堡戰鬥結束後不到一個月，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產生巨大影響、直接促成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的西安事變發生了。
西安事變的發生，是九一八以後民族危機日益激化的產物，也是中國共產黨積極宣導並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特別是加強對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工作的結果。在中國共產黨內，這項工作是由毛澤東直接領導的。
瓦窖堡會議確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時，由於蔣介石還沒有明確的抗日表示並且正繼續加緊對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的軍事「追剿」，所以中共中央提出的方針是「抗日反蔣」，而把工作重點放在有可能聯合的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方面。經過幾個月的工作，包括釋放東北軍團長高福源回洛川等，同東北軍、第十七路軍初步達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秘密協議，開始形成互不侵犯、互相通商、互派代表的新格局。
這時，南京政府也開始通過各種途徑同中共接觸，他們的代表來到陝北。毛澤東、張聞天等向他們提出了五項要求：「一、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二、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三、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禦日寇邁進；四、釋放政治犯，容許人民政治自由；五、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與必要的改革。」
一九三六年三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專門討論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問題。毛澤東作報告。他指出：在全國民眾要求抗日的形勢下，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已發生分化。黨的統一戰線方針是：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下，對民族反革命派採取各個擊破，對民族革命派採取各個爭取；爭取民族改良主義者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堅固的同盟。他特別指出：「東北軍之特點：失掉土地，因此其抗日情緒高，願與我們合作。」對張學良要實行互不侵犯，共同抗日，可以派出全權代表同張學良直接談。不管任何派別，都可以同他們進行談判，而在基本原則上不能讓步。報告提出，軍事談判集中於軍委，政黨談判集中於中央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揮。會議一致通過毛澤東的報告。會議決定派周恩來為中共全權代表赴延安同張學良會談。
隨著局勢的發展，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的態度也在逐漸張聞天、毛澤東、彭德懷給博古轉周繼吾的信，1936年3月4日。發生變化。四月九日晚，毛澤東、彭德懷致電張聞天提出：「目前不應發佈討蔣令，而應發佈告人民書與通電。」「我們的旗幟是討日令，在停止內戰旗幟下實行一致抗日」，「中心口號在停止內戰」。現在保存下來的電稿後面有一個註：「此電剛發，接到洛甫來電，所說立場同意」。就在同一個夜晚，周恩來在延安同張學良會談。這是一次有歷史意義的會見。當張學良提出「假如我們能夠聯合抗日，我們應該怎樣對待蔣介石」時，周恩來首先說明共產黨過去是主張抗日反蔣的，不過現在願意重新考慮這個問題，表示願意聽一聽張學良的意見。張學良根據這兩年同蔣的不斷接觸和多方觀察，覺得蔣還是有抗日的可能和存心的，蔣的錯處在於他堅持所謂「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因此目前最主要的問題在於設法把蔣這個錯誤政策扭轉過來，真正實現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周恩來聽完後，對他提出的逼蔣抗日或聯蔣抗日的主張表示同意，並表示這是一個重要的方針政策問題，願意把這個意見帶回去，提請黨中央鄭重考慮以後，再作最後答覆。張學良高興地說：「你們在外邊逼，我在裡邊勸；我們對蔣介石來個內外夾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轉過來。」可見雙方在新形勢下對這個問題已有了大體相同的認識。
紅軍東征勝利回師，五月五日，毛澤東、朱德聯名向南京政府和各黨派、各團體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呼籲：「以『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精神，在全國範圍首先在陝、甘、晉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體辦法」。通電沒有再提「討蔣」、「反蔣」的口號，專談「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而且將舊稱「蔣賊」改為「蔣氏」，這一字之改在全國社會各界產生巨大反響。五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作軍事報告討論的結論時，再次強調：「東北軍工作要加緊做」，「東北軍工作首先是政治上團結。」
不久，廣東的陳濟棠和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聯合提出要求南京政府對日宣戰，並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幟，將粵、桂軍改稱「抗日救國軍」，出兵湖南，被稱為兩廣事變。毛澤東在六月八日向《紅色中華》社記者發表談話說：「西南抗日反蔣的軍事行動，客觀上是革命的與進步的行動。雖然這中間還不免有個別分子夾雜有權位、地盤等不正當的動機。」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時局發展到新的階段」；日軍入侵華北，國民黨中央勢力退出華北，中國內部整個起了很大變化。「我們說重心是抗日，請蔣出兵。」
紅軍東征回師後，毛澤東找東征中俘獲的閻錫山部團長郭登瀛談話，要他帶信給閻錫山，表示紅軍願意停止內戰，共同抗日。接著，又派彭雪楓等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去山西太原同閻錫山聯絡。
他還分別寫信給國民黨政府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等，爭取和他們實行合作抗日。
毛澤東傾注了更大精力的是對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工作。
中共中央《關於東北軍工作的指導原則》中指出：「由於東北軍現在所處的特殊的政治絕路的地位（亡國奴的地位），由於紅軍對於東北軍的革命的影響，東北軍有極大可能轉變為抗日的革命的軍隊。」我們在東北軍中的工作目標，不是瓦解、分裂，也不是把東北軍變為紅軍，而是要使東北軍變為紅軍的友軍，使東北軍實行徹底抗日的綱領。超出這個範圍的一切言論與行動，均在排除之列。根據這個原則，毛澤東致電彭德懷：我們與東北軍關係現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七八兩月須注大力於該軍、師、團三級的工作，派較得力的人分途去見軍、師、團長，根據他們的思想程度與接受可能，向他們解釋合作抗日的道理。他特別指出，「這個中層乃是樞紐，目前最為重要」。
七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周恩來報告了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的工作。毛澤東在會上稱讚周恩來領導的這項工作「可為很好的模範」。並且提出：過去我們的工作方針，第一在西邊建立根據地，第二在東邊開展遊擊戰爭，第三建立抗日聯合戰線。「以後的工作方針還是以前的三個，但次序要變更，第一是聯合戰線的擴大，應放在第一位」。對東北軍，對楊虎城部隊，對南京部隊，都要建立工作委員會。現在大家應該出馬，不應該關起門來。不僅要注意上層，還應該抓緊中層的工作。紅軍的行動也應該配合這一工作。會議通過了毛澤東這個提議。
對張學良的複雜處境，毛澤東十分關心。他在八月九日寫信給張學良提醒他：蔣介石一解決西南問題，就有極大可能進攻西北。「無論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並要十分防備蔣的暗害陰謀。」
在同楊虎城第十七路軍建立聯繫後，毛澤東寫信給楊虎城說：「先生同意聯合戰線，盛情可感。」「良以先生在理在勢在歷史均有參加抗日戰線之可能。故敝方堅持聯合政策，不以先生之遲疑態度而稍變自己的方針。然為友為敵，在先生不可無明確之表示。」同一天，又寫信給第十七路軍總參議杜斌丞，希望他繼續推動楊虎城下決心聯共抗日：「先生一言興邦，甚望加速推動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華北救中國之偉大事業，願與先生勉之」。楊虎城收到毛澤東的信後十分感動，表示誠懇地接受中國共產黨聯合抗日救國的主張。
中共中央也和國民黨直接對話，努力促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六月二十日，中共中央《致國民黨二中全會書》提出：「只要你們立即停止進攻紅軍和蘇區，立即動員全國對日抗戰，並實現民主自由與制裁漢奸，我們和紅軍不獨不妨害你們抗日，而且用一切力量援助你們，並願和你們密切合作。」「我們隨時都準備同貴黨任何組織任何中央委員任何軍政領袖進行關於合作救國的談判。」這封信七月十日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宣佈後，產生了積極的反響。蔣介石的報告中說：「中央對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這比他在國民黨五大上所說「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顯然又進了一步。接著，南京政府外交部長張群同日本駐華大使談判時，採取了強硬的態度，這在九一八事變以來還不曾有過。
日本步步加緊對中國的侵略，不僅嚴重威脅著中華民族的生存，也嚴重威脅著蔣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統治地位。蔣介石和南京政府內許多人員也有相當強烈的民族情緒。他們原來一直希望日本的侵略能夠適可而止，並且在很大程度上期待國際社會能對日本實施制裁，使局勢不致進一步惡化，但這些希望都落了空。華北事變的發展，特別是日本導演的「華北自治運動」的出臺，把南京政府逼到幾乎無路可退的地步。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南京政府開始考慮大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