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國民黨軍隊三次大規模「圍剿」後，「工農武裝割據」的革命根據地已取得重大發展。贛南和閩西革命根據地聯結成一片，鄂豫皖、湘鄂西、贛東北等革命根據地也都有相當規模。客觀形勢需要建立起一個對各根據地實行統一領導的機構。
中共中央早就急於成立全國性的政權，在一九三○年二月四日發出《關於召集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的通告》。五月下旬，在上海秘密召開「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毛澤東、朱德沒有出席而被選為大會名譽主席，會上成立蘇維埃大會準備委員會。當時中共中央實際負責人李立三認為，中央政府應當設立在武漢，至少也要在長沙、南昌等中心城市。隨著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被糾正，這件事暫時被延擱下來。
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決議中又把「建立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與各區政府來對抗南京國民政府，公佈與實施蘇維埃政府的一切法令」作為「蘇區最迫切的任務」。籌備工作改由中共蘇區中央局負責進行。六月一日，蘇區中央局發表《為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宣言》，宣佈在八月一日召開大會，成立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但不久因為國民黨軍隊即將發動第三次大規模「圍剿」，大會又在六月下旬決定改到十一月七日舉行。
國民黨軍隊的第三次「圍剿」剛剛失敗，日本突然發動了震驚世界的九一八事變，在四個多月內佔領我國東北的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這個嚴重事實，使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國內的階級關係發生重大變動。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毛澤東、朱德、賀龍、彭德懷等在九月二十五日聯名發表文告指出：「現在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已經佔據了滿洲最重要的一切城市，用槍炮炸彈屠殺著滿洲勞苦的工農群眾與兵士，把滿洲已經完全看做是他們的殖民地了。」堅決主張抗日。
可是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已在中共中央取得統治地位。他們根本不能正確地估量全國局勢中出現的這種重大變動，及時調整自己的政策，而把日本侵佔我國東北看作主要是「反蘇戰爭的導火線」，脫離實際地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也看不到中國社會各階層中日益高漲的抗日要求，看不到中間派的積極變化和國民黨內部的分化，而把中間派視為「最危險的敵人」，要以主要力量對它進行打擊。他們一味強調所謂「進攻路線」，在王明起草的一個文件中宣稱「目前中國政治形勢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鬥爭」，把反對這種冒險行動的主張一概斥為「保守」、「退卻」以至「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並且利用組織手段把他們那一套強行推行到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去。
這樣，就使革命根據地內的狀況大大複雜化了，也使毛澤東的處境越來越艱難了。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也就是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召開的前夜，中共中央代表團在瑞金主持召開中央蘇區黨組織第一次代表大會（通常稱為贛南會議），毛澤東以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身分出席會議。這次會議，對根據地問題、軍事問題、土地革命路線問題展開了爭論。毛澤東堅持認為，中央革命根據地從實踐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線和方針是正確的，符合根據地實際情況的；幾個中心縣委書記也舉出大量事實來支持毛澤東的看法。中央代表團卻根據中共中央八月三十日來信所說中央蘇區的嚴重錯誤在於「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與充分的群眾工作」，對中央蘇區的工作進行多方面的批評和指責。
會議在「國際路線」的旗號下，通過了中央代表團起草的五個決議案。雖在原則上肯定紅軍取得粉碎三次「圍剿」的勝利，但重點是表示「完全同意」中央來信對中央蘇區的批評，並從各方面加以展開。
在思想理論上，他們把毛澤東堅持的從實際出發、反對本本主義指責為「狹隘經驗論」。說道：「紅軍中狹義的經驗論，在實際工作中生了不小影響，根本否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單憑自己的狹小經驗和短小眼光來分析各種問題，這完全是農民的落後思想，事實上會要走到錯亂的非階級路線的前途上。」
在土地革命問題上，他們接受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過「左」主張。認為：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二七會議』雖然反對了露骨的富農路線，雖然在土地問題上進了一步，但其『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分配土地給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階級鬥爭，也是同樣的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
在根據地問題上，他們把「傍著發展」的正確方針當作右傾保守來反對，要求中央蘇區「必須於最短時間內」同湘贛等蘇區貫通，「再進一步與贛東北與湘鄂贛邊蘇區貫通，這樣來擴大並鞏固蘇維埃根據地」。
在軍事方面，他們指責古田會議決議確立的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黨包辦一切」，寫道：「黨包辦一切的結果，把紅軍中軍事、政治機關，失去其獨立系統的工作，變成了不健全的殘廢機關。這種由黨來包辦一切的根源，仍然是國民黨以黨治國的餘毒。」提出：「紅軍中包辦一切軍隊行政的各級黨的委員會應即取消。各級黨的組織應當由各軍政治部管理。」指責紅一方面軍保留著「遊擊主義的傳統」，忽視「陣地戰」和「街市戰」。
幾個決議案最後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對右傾」；「在實際工作當中，要與一切立三路線影響和黨內主要危險——右傾機會主義作最殘酷的鬥爭。」實際上是不點名地對毛澤東進行批判。
這是一個明確的信號。隨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左」傾教條主義支配下的中共中央對它內部事務的直接干預也正在步步加強。
會議根據臨時中央的指示，設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和總政委、總前委書記的名義。這樣，就把毛澤東排除在中央蘇區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之外。
儘管如此，中共臨時中央仍認為贛南會議對毛澤東批判得很不夠。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臨時中央在給中央蘇區中央局的電報中批評中央代表團在這次會議中沒有能完全貫徹中央的「進攻路線」和「反右傾」綱領。說：「自我批評的發展，在大會及其前後都沒有充分的發展，兩條戰線的鬥爭，尤其非常薄弱，大會上反對所謂狹隘的經驗論，代替了反機會主義的鬥爭，這些都是黨大會最主要的錯誤與缺點。」
贛南會議前，蘇區中央局曾致電中共中央，「望派一政治局委員，最好是工人同志來蘇區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由於毛澤東在黨內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已享有很高的威望，中共臨時中央經過討論後致電蘇區中央局：「人民委員會主席一人，決定毛澤東；副主席二人，張國燾與江西蘇維埃政府主席。」後來，經過蘇區中央局同臨時中央商議，將原來規定的「江西蘇維埃主席」改成項英。毛澤東是在遭受嚴厲批判的情況下出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他的前進道路，顯然將十分艱難曲折。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縣葉坪村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分別來自中央蘇區，閩西、贛東北、湘贛、湘鄂西、瓊崖等蘇區，紅軍部隊，以及設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全國總工會、全國海員總工會，共六百一十人。會議開幕那天上午，舉行了閱兵典禮。下午，項英致開幕詞。晚上，毛澤東和代表們一起參加提燈慶祝晚會。
毛澤東代表中共蘇區中央局向大會作《政治問題報告》。報告回顧並總結了中央蘇區過去的工作，認為：中央蘇區是全國最大的蘇區，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國紅軍主力的所在地，它的鞏固與發展，在全國蘇維埃運動中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指出：在中央蘇區，建立了強有力的工農紅軍，他們依靠蘇區廣大群眾的力量，連續擊破了蔣介石國民黨發動的三次「圍剿」，戰勝了幾十萬國民黨軍隊，開闢了紅軍戰爭史上的新紀元。在中央蘇區，已經沒收了地主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給了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同時，也說到中央蘇區存在著錯誤和缺點，有待糾正。報告認為目前中國的政治形勢是有利於蘇維埃運動發展的，在這種新形勢下，必須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必須鞏固和擴大紅軍，必須使蘇維埃政權真正變成工農群眾的政權，必須徹底解決土地問題，必須加強反帝運動及職工運動的工作，必須糾正過去肅反工作中的錯誤，等等。
大會主席團於十一日決定由任弼時、王稼祥、毛澤東等組成憲法起草委員會。經過討論，依據臨時中央有關憲法大綱的來電原則，制定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並經大會通過。會上還通過了臨時中央提供大會討論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經濟政策》等法令。大會選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項英、張國燾等六十三人組成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大會在二十日閉幕，由毛澤東致閉幕詞。
這次大會制定的《憲法大綱》，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