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月四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上，毛澤東還說過一句話：「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這句話是針對著當時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而說的。他們在這樣緊急的局勢面前，依然忽視掌握軍隊，沒有研究如何應付武漢政府隨時可能背叛的嚴重局面，一旦突然事變發生，必將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果然，只過了十一天，標誌著大革命失敗的全域性事變發生了——汪精衛控制下的武漢國民政府公開宣佈「分共」。中國共產黨從合法變成非法，由地上被迫轉入地下。歷史的進程，陡然發生逆轉。
這種逆轉的到來，而且來得那樣快，許多共產黨員根本沒有精神準備。到處在搜捕，到處在屠殺。黨內思想相當混亂，在大革命時期習慣於公開或半公開活動的各級黨組織一時難以適應這種劇變的局勢，不知道下一步到底該怎麼辦。
剛剛經過改組的由張國燾、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李維漢五人組成的臨時政治局常委，在這個關頭斷然決定了三件事：將中國共產黨所掌握或影響的部隊向南昌集中，準備起義；在秋收季節，組織湘鄂粵贛四省農民暴動；召集中央會議，討論決定新時期的新政策。
獨立領導武裝鬥爭這個重大課題，提到了中國共產黨議事日程上來。在國民黨已經實行極端殘酷的屠殺政策時，不這樣做，就等於坐以待斃。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在南昌率領國民革命軍賀龍、葉挺部兩萬多人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李立三在兩年多後說：「南昌暴動在革命歷史上有他的偉大意義。在廣大群眾沒有出路的時候，全國樹出新的革命旗幟，使革命有新的中心」。但這次起義也有深刻的教訓：沒有直接到當地農村中去發動和武裝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農村根據地，而是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計劃南下廣東，奪取海口，準備在取得外援後攻打大城市，結果失敗了。
毛澤東這時仍隱蔽在環境極其險惡的武漢。中共中央實行緊急疏散時曾準備派他到四川去，他要求仍回自己更熟悉、並且武裝起義條件正趨成熟的湖南。中央就把他暫時留在武漢，指導湖南省委的工作，並受中央委託研究湖南軍事形勢和農民運動狀況，籌劃湖南的秋收起義。
毛澤東最初把準備發動起義的重點放在湘南。那時，彭湃領導的廣東農民武裝約有千人駐在湘粵邊境的汝城縣，正在南下的南昌起義軍有可能調出一部分兵力開赴汝城支援，瀏陽、平江一帶的農民武裝也可以向這一帶集中。八月初，毛澤東向中央提出《關於湘南運動的大綱》。要點是：「湘南特別運動以汝城縣為中心，由此中心進而佔領桂東、宜章、郴州等四、五縣，成一政治形勢，組織一政府模樣的革命指揮機關，實行土地革命，與長沙之唐政府對抗，與湘西之反唐部隊取連絡。」他要求從南昌起義軍中抽調的一個團開赴汝城作為中堅，這樣至少有佔領五縣以上的把握。這個計畫，經中共中央常委通過後轉發湖南省委。
八月三日，中共中央發佈《關於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提出：「中國革命正轉向一個新的前途——工農德謨克拉西獨裁（即工農民主專政——引者注），土地革命將占最重要的過程。」要求四省以農會為中心，號召一切接近農民的社會力量團結在它的周圍，實行暴動，宣佈農會為當地的政府；由農會通告，對一切公地及五十畝以上的大地主一律不繳租，對五十畝以下的地主實行減租，自耕農土地不沒收；農民協會組織土地委員會決定土地的分配。並要求全黨「勇往直前的領導秋收的暴動」。中共中央這個大綱對湖南秋收暴動的部署，依照毛澤東起草的《關於湘南運動的大綱》中的意見，規定：「準備於不久時期內在湘南計畫一湘南政府，建設革命政權及一切革命團體，在廣東革命委員會指揮之下。現即須組織湘南特別委員會，受省委指揮，於交通不靈通時得有獨立指揮此委員會所能活動的地方工作。特委：夏曦、郭亮、澤東、卓宣（書記澤東）。」
八月七日，毛澤東出席在漢口秘密舉行的中央緊急會議，即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著重大轉折意義的八七會議。會議在共產國際代表幫助下，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堅決批判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毛澤東當選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
在八七會議上，毛澤東以親身經歷，從國共合作時不堅持政治上獨立性、黨中央不傾聽下級和群眾意見、抑制農民革命、放棄軍事領導權等四個方面批評陳獨秀的右傾錯誤，並對會議確定的總方針的兩個方面提出有獨到見解的看法。
關於軍事工作，毛澤東尖銳地指出：「從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蔣唐（指蔣介石、唐生智——引者注）都是拿槍桿子起家的，我們獨不管。」這實際上提出了要把軍事運動和民眾運動相結合的思想，反對專做軍事運動或專做民眾運動這兩種各走極端的做法。他著重強調：「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這是一個對中國革命有著極其重要意義的論斷。毛澤東對中共中央在這個問題上「現在雖已注意，但仍無堅決概念」提出批評，建議「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
關於農民土地問題，他認為：一、應當規定大中地主的標準，建議以五十畝為限，五十畝以上的地主土地通通沒收。二、小地主問題是土地問題的中心問題，困難在於《最近農民鬥爭的議決案》規定不沒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則有許多沒有大地主的地方，農協則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對小地主應有一定的辦法。」三、對自耕農中的富農、中農的地權應有不同的規定，要確定方向。共產國際代表沒有採納毛澤東的意見，不讓大家再討論土地問題，並且提出：「土地的根本問題是土地國有。」
恩格斯說過：「要明確地懂得理論，最好的道路是從本身的錯誤中、『從痛苦經驗中』學習。」毛澤東所以能在八七會議上提出「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這個重要論斷，正是從大革命失敗的血的教訓中取得的。他比其他人高明的地方在於：在事實的教育下，能夠迅速看清問題的實質，作出合乎實際的新的理論概括，用來改正自己原有的思想，指導今後的行動。
八七會議開完後，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向毛澤東徵求意見，要他到上海中央機關去工作。毛澤東回答：我不願跟你們去住高樓大廈，我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在此之前，中共湖南省委也有信給中央，要求毛澤東回湖南領導武裝鬥爭。八月九日，毛澤東出席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第一次會議，批評湖南省委和共產國際赴長沙巡視員提出的「由湘南組織一師與南昌軍力共同取粵」的計畫。指出：「組織一師往廣東是很錯誤的，大家不應只看到一個廣東，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眾組織比廣東還要廣大，所缺的是武裝，現已適值暴動時期，更需要武裝。」他強調說，湘南暴動「縱然失敗，也不用去廣東，而應上山」。會議決定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的身分回湖南傳達八七會議精神，改組省委，領導秋收起義。
毛澤東過去做過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和統一戰線工作，卻從來沒有做過軍事工作。根據實際需要，他勇敢地挑起了這副全新的擔子。將近四十年後，他先後同兩批外國朋友說：「像我這樣一個人，從前並不會打仗，甚至連想也沒想到過要打仗，可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強迫我拿起武器。」「是什麼原因使我到軍隊中去的？還是帝國主義、蔣介石殺人。」當然，從「不會打仗，甚至連想也沒想到過要打仗」到學會打仗，這是需要經歷一個不短的過程的。
他在八月十二日秘密回到長沙。投入實際工作前，他首先對正在劇烈變動中的湖南社會情況和群眾心理狀態進行認真的調查。趁送家屬回板倉村老家的機會，他在楊開慧家裡，邀請五位農民、一位篾匠和一位小學教師開了兩天調查會，了解到當地農民要求全盤解決土地問題的想法。回長沙城裡，他又徵詢由湘潭韶山來省城的五位農民的意見。經過同他們的會商，擬出土地綱領數條，包括「沒收一切土地」等。調查的另一個結果，是了解到國民黨軍隊殘酷鎮壓工農運動後，群眾對他們的看法已完全改變了。他在給中央的信中說：「國民黨旗子已成軍閥的旗子，只有共產黨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這一點我在鄂時還不大覺得，到湖南來這幾天，看見唐生智的省黨部是那樣，而人民對之則是這樣，便可以斷定國民黨的旗子真不能打了」。
這些新的認識，都是他在實地調查中獲得的。
帶著調查中取得的第一手材料，他從八月十八日起出席在長沙市郊沈家大屋召開的湖南省委會議。對會議討論的幾個主要問題，他都發表了重要意見。
第一，舉什麼旗的問題。南昌起義時，打的是「國民黨左派」的旗子。八七會議作出的是同樣的規定。中共中央還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