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這個人
胡美麗
龍應台與我從小一起長大。她逃學的時候，我也揹著書包一塊兒離家出走。街上逛著無聊，就去偷看電影。兩個女生揹著書包，不容易混在人群中假裝是別人的小孩攜帶入場，只好去爬戲院的後牆。裙子都扯破了，土頭土臉的翻身落地，卻讓守候著的售票員一手拎一個人，扔出門外：兩個十歲大的女孩。
讀台南女中的時候，她就是個思想型的人。學校的功課不怎麼在意，老是在前十名左右，卻很用心的看羅素、尼採的哲學書；半懂不懂的看。放學之後，我把頭髮捲起來，換上花俏的裙子偷偷去和男生約會，她卻只用她純淨的眼睛望著我問：「你跟那些男生談些什麼呢？」我認為她是嫉妒男孩子喜歡我。
「野火集」的個性大概在高中就看得出來。龍應台特別瞧不起一位地理老師——他不但口齒不清、思緒紊亂，而且上課時專門重複自己的私生活故事。上地理課時，我們一般人就樂得打瞌睡、傳紙條；下了課跟老師也畢恭畢敬。龍應台卻嫉惡如仇似的，一見到這位老師就把頭偏開，別說鞠躬招呼了，連正眼也不瞧他。後來基隆有個學生用斧頭砍死了一個老師；女中這位地理老師私下問龍應台：
「你是不是也想用斧頭砍我？」
龍應台的回答：
「你有這麼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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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〇年，我們又一起進了成功大學外文系。脫離了修道院式的女校環境，龍應台似乎漸漸受了胡美麗的影響：她也開始交男朋友了。成大的女生本來就少，龍應台長相並不嚇人，跟其他女孩子比起來，又是一副有點「深度」的樣子，所以追求她的人很多。可是我常笑她保守，仍舊迷信「男朋友就是將來要結婚的人」這回事。她當然沒有跟當年的男朋友結婚；到現在，她還會問：是誰灌輸給我們的觀念，女孩子交往要「單一」？差點害死我！
我想我比她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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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三歲，她一去美國就開始教書——在大學裡教正規的美國大學生如何以英文寫作，如何作縝密的思考。對一個外國人來說，這是莫大的挑戰。
「美國人心胸的開闊令我驚訝，」她來信說，「他們並不考慮我是一個講中文的外國人，卻讓我在大學裡教他們的子弟『國文』，認為我有這個能力。你想臺灣會讓一個外國人教大一國文而不覺得彆扭嗎？」
三十歲那年她取得了英文系的博士學位，同時在紐約教書；教美國小說、現代戲劇。她的來信仍舊很殷勤，帶點日記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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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學校很近，但是要躍過一條小溪，穿過一片樹林。所以我經常是一條牛仔褲、一雙髒球鞋的模樣在教課。秋天了，今早的小溪滿是斑斑點點的楓葉。昨夜大概下了一點雨，水稍漲一點，就把我平常踏腳的石頭淹住了。折了一束柳枝當橋過。森林裡的落葉踩起來嘩啦嘩啦的一路跟著我響，橫倒在草堆裏潮濕的腐木都蓋上了黃色的楓葉。
我坐下來，陷入乾葉堆裏。滿山遍野遍地都是秋天燃燒的色彩。唉！三十歲真好！可以對天對地對世界，不說一句話。我不想讚美也不想道歉，不覺得驕傲也不心虛；整個森林也無話可說……
很想念臺灣，但是不曉得是不是能應付那邊的人情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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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能不能應付，她回來了。回來一年之後，就開始興風作浪。寫文學批評，得罪不少作家還有作家的朋友；寫社會批評，得罪了大學校長與政府官員。可是得罪不得罪，龍應台的作品像一顆大石頭丟進水塘裏，激起相當的震盪。「龍應台評小說」出書一個月之後，就連印了四版；「野火集」的文章經常在中學、大學的布告欄中張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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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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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讀者對「野火」專欄的反應你滿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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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的來信的確很多。從「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在去年十一月刊出以來，我幾乎還是平均一天收一封信的樣子。來信中百分之九十五表示支持，有百分之五卻採取一種自衛的態度，把我對臺灣的批評看作攻擊。我說臺灣髒亂，他就說：怎麼樣？外國月亮圓是不是？！我說我們的教育要改革，他就說：怎麼，外國就沒有問題是不是？！
這一類人非常感情用事，沒有自剖自省的勇氣與理性，常使我覺得沮喪。所幸這是少數。我們的年輕人卻很有自我批評的精神，很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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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不是真的有「外國的月亮圓」的傾向呢？有人批評你說，你拿臺灣和歐美比較，臺灣當然顯得落後；可是如果和印度或東南亞一些國家比，臺灣其實可愛得很。你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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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計厭這種自慰心理。當然有些國家比臺灣好，有許多比臺灣差；但是為什麼要跟差的比？我也不在乎哪國的月亮圓。別人確實比我們乾淨，別人確實尊重古蹟，別人確實珍惜自然生態——我就不能不說，因為我們要警惕、要學習。至於因為說了別人好，而被指為「不愛國」或「崇洋」等等，那也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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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夠分析為什麼你的文章吸引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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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見得吸引人；很多人是不愛看的。在內容上，許多人受「野火」吸引，因為覺得它「敢說話」。但是這個理由令我覺得悲哀。在一個真正基於民意的民主社會裏，「敢說話」應該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因為人人都有權利「敢說話」，人人都「敢說話」。我以「敢說話」而受到讚美，對這個社會其實是個諷刺。
至於寫作技巧上，「野火」之所以有人讀，可能與我「求真」的原則有關。
我盡量不用辭句美麗而意義空洞的語言，譬如什麼「人生燦爛的花朵」或什麼「青春的滋味」之類。我也不用成語；熟爛的成語在讀者腦中會自然滑過，不留任何印象。可以用白話表達的，我就不用文言古句——所以我的文章和大部分中文系訓練出來的作品風格上差異很大；也不盡然是我不用，基本上，中文系的人大概識字也比我多！
我不喜歡模糊或抽象的字眼。甚至在說最抽象的觀念時，也希望用最具體的生活經驗與語言來表達。
是不是做到了當然不見得。這也不是唯一的寫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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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的材料會不會寫完？怕不怕重複？讀者會不會對你厭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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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開始重複自己的時候，讀者當然會厭倦，那就表示我應該停筆。說些不痛不癢的話，不如不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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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對臺灣的言論自由尺度滿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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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玩笑吧！？任何有良知、有遠見的知識份子都不應該對現有尺度覺得「滿意」，除非他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或誠實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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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野火集」又能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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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見得能怎麼樣。不過，你注意到我通常避免討論事件本身的枝節，而著重在觀念的探討。譬如省農會對養豬戶片面解約的事，我所關注的不是農林廳應如何解決問題，而是老百姓對政府的觀念。「野火」的每一篇大致都在設法傳播一種開放、自由、容忍，與理性的對事態度。能有多大效果呢？寫作的人也不問成果吧！？做了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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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並不在意別人說你很「擅於推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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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若有心推銷自己，大概就不會推辭掉那麼多人要求我演講、座談、上電視、訪問了。不過你說的不錯，我不在乎別人怎麼說我。我認為「龍應台評小說」是本重要的好書，我就說它重要、說它好。並不因為它剛巧是我自己寫的就特意去謙虛掩飾。我覺得特意的謙遜，目的在迎合傳統、迎合大眾的期望；我對迎合沒有興趣。如果因為我不願意作假，而說我擅於「推銷」或「狂妄」，也悉聽尊便。
我的人生裏沒有那麼多時間與精力去揣測別人對我的看法與評價；該做的事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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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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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在夜裏聽雨，譬如和喜歡的人牽著手散步，譬如聽一支不俗氣的歌，譬如到田埂上看水牛吃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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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覺龍應台是個女的，大家都吃一驚。在行文之中，你會不會有意掩藏你的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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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女人！
把我當作男性，固然是因為「龍應台」的名字非常男性化，主要卻因為我的文章是屬於理性、知性的。我們的社會把男女定型，認為男的剛，女的柔；「女」作家就非寫風花雪月、眼淚愛情不可。就讓我的文章風格作為一種反證吧！你說它是對這種男女定型傳統觀念的挑戰也未嘗不可。要講「軟」的作品，無名氏的愛情小說不「軟」嗎？怎麼不稱他為「女」作家呢？
「軟」作品並不等於「壞」作品，但是不能以性別來區分；我們有得是多愁善感的男人或堅強理智的女人，都沒什麼不對。至於認為只有男人寫得出思考縝密、筆鋒銳利的文章來，那是愚蠢無知的偏見。
不過，男女問題好像是你胡美麗的領域——怎麼問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