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先生：
不知道您姓名，姑且以百家姓上第一姓稱呼。
您給「有關單位」寫了封長信，指控我以「野火集」進行「煽動」、「挑撥」，「無中生有」的攻擊政府，鼓動青年學生製造事端等等……。基本上，您對我的恐懼自「不會『鬧事』的一代」（九月三日）和「啊！紅色」（八月廿九日）兩文；前者，照您的解釋，在唆使年輕人走出校園示威抗議，點火鬧事；後者，則有意侮辱戰官，離間軍中感情，埋下鬧事的種子。為了保護臺灣社會的「安定」，您希望「有關單位」能把「野火集」封掉。
通常，這樣一封完全曲解我文章的信，我是一概不予答覆的。但是您這封信不是直接寄給作者的讀者來函，而是投給「有關單位」的密告，其中就表露出一種特殊的心態，很值得探討。
首先，我要請您「讀書求甚解」的把「鬧事」一文重新閱讀一遍。您會注意到，我為「鬧事」一辭特別冠上了括號；括號的用意，就是說，這個辭在這篇文章中不作一般解釋，而有我特定的意義。這個特定的意義在文章中也說得相當清楚：
「如果『鬧事』也可以解釋為『以行動來改變現狀』的話，我們這不會鬧事的一代就值得令人憂慮了。」
以這樣一個新定義為基礎，我所舉的「鬧事」的例子，是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的所作所為，而且強調「鬧事」有先決條件：
「一個滿足現狀的民族不可能進步，但是要對現狀不滿，一個人必須先有所關心，用心觀察，觀察之後作判斷，判斷之後付諸行動。關心可以是感性的，只是對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的一份愛。但是空有感情無濟於事，它必須有冷靜的理性的支持——判斷與行動需要堅強的理智。」
這樣的白紙黑字怎麼會使您覺得我在鼓動學生殺人放火呢？加了括號的「鬧事」指的是一種行動的道德勇氣，以及一個長期的醞釀過程：先學習關心社會，再訓練獨立思考、培養理性，最後才能產生有價值的行動。在前兩樣沒有成熟之前，行動也沒有意義。我所擔心的，是我們的年輕人表面上順從而安靜（使您這樣的人覺得天下皆太平），而實際上，卻因為他們的習慣於服從被動而永遠不會成為推動社會前進的動力。「鬧事」一文的主旨甚至不在於批評我們的學生，而在於提醒成人——像您這樣的成人——不要以「安定」的大帽子因噎廢食的去壓制下一代革新、創新、獨立思考的自然生機。
您之所以會大起恐慌，顯然是瞄了題目、觸及「鬧事」兩字之後起了杯弓蛇影的反應，「想當然耳」的認定「鬧事」就是「共匪」的勾當，完全不顧我文字裏的心血；這不太公道吧！？
其實，誤讀文章還算小事，值得深思的是您對「行動」（還是改稱「行動」吧，以免您驚慌）的恐懼。您會說：好，就算有關心、判斷、理性為基礎，行動——任何行動——都是社會不安的表現。四十年前學生鬧的風潮給我們這一代人印象太深刻了。臺灣好不容易有一個安定的局面，我們要犧牲一切的來維護這份安定。
犧牲「一切」嗎？您可曾想過這「一切」包括了我們社會前進的基本動力？為林安泰古厝和林家花園呼籲奔走的一小撮人是「行動」的一群。為關渡的水鳥請命、對核電廠抗議、為環境生態喊叫得聲嘶力竭的人也是「行動」的一群。當初組織消費者團體到處「惹禍」的也是「行動」的一群。這些人之所以有所行動，都是因為對現狀不滿；消費者覺得衛生署檢驗工作不夠周全，維護古蹟者嫌內政部步調太慢，環境保護者怨環保局效率太差。因為對現狀不滿，又不甘心逆來順受，再加上不屑於袖手旁觀，所以這些人毅然站起來，組織，行動。
您或許會說：啊！可是這些人幹的都是有益社會的好事呀！您是否想到，在您確實知道他們做的是「好事」之前，在這一小撮人最初挺身而出，大聲指責政府缺失，大膽採取行動的時候——在那個時候，您這種崇拜「安定」的人對他們採什麼態度？當這少數人因為不滿現狀而投書、抗議、聯名陳情、呼喊「鬧事」的時候，您曾經有勇氣支持他們嗎？現在，您享受著這些人努力的成果——坐在安樂椅中讀消費者日報，喝不含毒素的飲料；當時，您卻可能正是那種寫黑信到「有關單位」去指控這些行動者包藏禍心，破壞「安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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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認為您是壞人，你之所以會對行動者充滿疑懼而且必除之為快，大概因為您有兩個基本信念：第一，所謂「安定」，就是政府與人民之間沒有衝突；有衝突，就是不安定，不安定使你恐慌。第二，批評政府就是不愛國，愛國者不批評政府。換句話說，愛「國」∥愛「政府」，國∥政府。
愛國先生，您能不能理解——政府與人民之間不可能沒有衝突？譬如說，當政府覺得核電發展在經濟利益上有絕對必要，而民間有人認為核電發展將嚴重破壞生態的時候，衝突就存在了。處理衝突方式的不同就造成民主與獨裁的分野。一個民主的政府了解民意並且時時檢討修正自己的政策，一個獨裁政府根本就不讓民意有表達的機會。所以「安定」也有兩種：在政府與人民溝通、協調之後而使衝突化解的安定，是真實的、持久的安定。不經溝通，卻以政府權力抑制民意以遮掩鎮壓衝突的安定，是假的安定，也是暗流潛伏、危險的安定。您認為「野火集」應該受到封鎖——這就是您所希求的「安定」嗎？這種「安定」對我們珍愛的臺灣有好處嗎？
至於愛「國」∥愛「政府」，因此批評政府等於不愛國，老先生，您這個填空題填錯了。您可曾仔細推敲過孫先生的老生常談：政府是人民的「公僕」？愛「國」∥愛「人民」，不是愛「政府」。愛國要以愛人民——也就是你和我和街頭賣蚵仔煎的老頭——為出發點，政府為人民所僱用，做得好則留，做不好則解聘換人，根本無所謂愛不愛。我們也常說要愛鄉、愛家；但是可沒人說愛「鄉」就是愛「村幹事」，愛「家」就是愛那個「掌櫃」的，那麼愛「國」怎麼會變成愛「政府」呢？村幹事可以換，政府當然也可以換；下個月不就有選舉了嗎？人民這個主人要決定這下個四年由誰來掌櫃。批評政府，等於是監督、訓導雇來的幫手如何把家務事做好，是你與我與賣蚵仔煎老頭的權利與義務；您怎麼會認為批評政府的人就是「陰謀份子」呢？「野火集」如果對政府有所批評，那隻代表作者對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有深切的關懷，不願坐視少數公僕誤了主人的福利。要真正比愛國，我可覺得我比您這種不管公僕做了什麼都只會在旁唯唯稱是的人要愛「國」得多多。
「啊！紅色」的短文，您說，也使您坐立難安，因為我顯然一點沒有反共意識；海峽對岸就有強大的敵人，藝術獨立當然不如「安定」來得重要。
趙先生，您以為您是反共？您這叫恐共。和那位寫信到總統府去指控李再鈐的雕塑品有「紅色嫌疑」的人一樣，您流露出一種盲目的、情緒化的恐共心理。我反共，因為我反對任何蔑視人性尊嚴、扭曲個人意志的制度，而中國共產黨正是這樣一個制度的極致。可是我不能理解臺灣恐共的心態。一個純藝術的創作，只因為它令一、兩個人聯想起紅星，您就怕有匪諜滲透，破壞「安定」。以發揚藝術為宗旨的美術館就趕緊改漆顏色（是否事先徵得創作者同意其實並不重要）。更荒謬的，這樣嚴重侵害藝術的事件發生之後，既不見市政府官方作任何補救措施，也不見藝術界團體有任何抗議或自救的行動。大家噤若寒蟬，似乎整個社會都在屏住呼吸低聲說︰啊！紅色！
對敵人恐懼只有一個解釋︰對自己沒有信心。可是努力了三十幾年的臺灣，經濟比大陸發達，教育比大陸普及，政治比大陸民主穩健，為什麼還如此缺乏自信？我很不希望這個紅色雕塑事件傳到外國去，傳到國外就暴露了兩件「家醜」︰一是臺灣對藝術的踐踏與輕蔑，一是我們近乎荒謬的恐共情緒。盲目的恐共，趙先生，不足以對付海峽對岸的敵人了，因為盲目的恐懼通常導致駝鳥式的逃避或者拿石塊砸自己腳的驚慌失措；您大概也打過仗，這樣打仗能贏嗎？我們需要的是知己知彼的自信，是正視現實的勇氣，是運籌帷幄的極端冷靜；不是，不是把眼睛遮起來恐慌的叫：啊！紅色！
在您的觀念中，把藝術品改漆成銀色，把「野火集」這樣的專欄封鎖，把「以行動改變現狀」的人囚禁起來……我們的社會就「安定」了。為了「安定」，什麼藝術、自由、改革，都可以犧牲。趙先生，我也珍惜臺灣的安定，尤其是從譬如菲律賓之類有游擊隊橫行的地區回來，在夜裏的臺北搭一趟公車都令我充滿欣慰之情。可是，您仔細的想一想：如果為了您那種假象的「安定」而犧牲掉臺灣三十幾年來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民主與開放，這個紙包火的「安定」值得嗎？如果為了反對共產那個不尊重人性的制度而在我們自己的制度中壓抑個人意志——我們還憑什麼反共？蔣經國先生的談話不盡然都是節慶的八股，今年的國慶他就說了句非常值得深思的警言：臺灣與大陸抗衡的最大武器，就是我們的民主自由。事實上，臺灣這個小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