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威爾的臺灣?

今年八月五日的美國「新聞週刊」(Newsweek)有一篇關於臺灣的報導,題目是「臺灣的『思想特務』」。節譯其中兩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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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也對——正是一九八四年;用的辭語也很有歐威爾的味道。去年十月,臺灣的幾個高級人員在軍官俱樂部討論「不法言論的泛濫」。一個官員說:「文化戰鬥務必加強」,另一個說:「侮蔑元首的一定要重懲!」這些高階政府官員所計畫進行的,正是歐威爾的「思想特務」所擅長的,那就是以箝制言論來壓抑反對者的力量。

……

根據國際人權組識的統計,臺灣政府的言論控制有轉緊的趨向。三年以前平均每年的個案子是三十,一九八四年卻有一百八十七件取締言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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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這篇報導的意義,我們必須先記得歐威爾在「一九八四年」那本書裏所寫的「思想特務」是怎麼回事。一九八四年的倫敦,人民的思想與行為百分之百的受政府控制。滿街滿牆都貼著巨幅的領袖的照片,到處都是警告的標語:「老大哥監視著你。」私人家裏都裝了電眼與麥克風,個人的一聲咳嗽、一個眼神,都逃不過「思想特務」的觀察。連寫日記,把個人的思想記錄下來,都有被抓去判死刑的危險。人民只能夠發表政府認可的言論。

「新聞週刊」的記者把臺灣與「一九八四」年相提並論會使許多人覺得過分;今日的臺灣絕對不是歐威爾筆下的恐怖世界,文革時代的中國大陸倒可能有所過之。可是不管這兩位記者的比喻是否過火,他們的報導中舉證歷歷,有名有姓,而且不失公正;一方面列出臺灣政府查封雜誌的個案,一方面也解釋許多黨外刊物確實缺乏專業道德。該篇報導以一位反對人士的話作結論:「我們期望不高,但我們會奮鬥到底。」

與這篇文章並排列出的,是關於李先念訪美的消息。雷根與李說兩國之間「彼此尊重」,李提醒美國:臺灣仍舊是北京與華府之間的分歧點。左頁臺灣的報導上列出警察壓制示威者的照片;照片下一行字——「臺北警察與示威者衝突;歐威爾式的行動來打擊輿論自由。」右頁中共的報導上則有兩張照片顯現李先念一行在風景區微笑招呼的鏡頭。

這兩篇報導與照片並排出現對於一個英文讀者有非常強烈的暗示作用:臺灣有一個高壓政權在箝制思想自由,而中國共產黨則正在往西方逐漸開放之中。對於本來就對臺灣不具好感的人來說,這樣的報導更加深了他的偏見。至於原來支持臺灣的朋友,就可能陷入一個困境:本來我反共親臺,因為臺灣是「自由中國」,我支持民主與自由;如果所謂「自由中國」其實在用「歐威爾」的手段治國,我還有什麼理由親臺?難道「自由中國」只是一個幌子?

「新聞週刊」有世界性的影響力,這樣一篇報導直接的塑造了千萬人對臺灣的印象。所以,我們該怎麼辦?最簡單的,我們可以不理不睬,假裝沒事。但這太危險了,臺灣的政治處境已經夠困難,再自絕於世界輿論,等於自我流放。或者,我們也可以對「新聞週刊」提出抗議,甚至找這個記者的麻煩,採取一些報復的措施。這,不僅愚蠢而且也辦不到。對方可以理直氣壯的說:請你指出報導中有哪一件不屬事實?既是事實還有甚麼「抗議」或「報復」的餘地?

第三個可能的應對辦法,是從今以後我們努力的「作秀」,保持一個開放民主的「形象」。也就是說,政府一切控制言論的作為——查禁報紙雜誌或檢查沒收書籍等等——都在暗中進行,不讓外人發現,外人也就無從報導。這個辦法,中共倒是實行過。大陸對外開放之後的幾年,中國人民禁止與外國人「交往」,一有交往,就涉了「裏通外國」的嫌疑。在教育水準這樣高的臺灣,這個保密方法大概是行不通的。更何況,懂得中文、了解臺灣的外國人也很多。發生在臺灣的事件,譬如中壢事件與美麗島事件,往往在國外消息比國內還多。為民主「作秀」,是騙不了人的。

最後一個辦法,就是誠心誠意的自我檢討了。我們的言論夠不夠自由?許多人會馬上回答:啊!那比起從前好太多了;臺灣一年比一年開放、進步。這我也同意;許多現在能見諸文字的言論是十年前所不敢想像的。但是,比「從前」好並不代表就「夠」了。言論「夠不夠」自由這個問題其實完全要看人民的「需求」有多少。對自由的需求高於它的現有供給,就是不夠;反之,就是夠。那麼臺灣的言論自由「夠不夠」呢?

顯然不夠。如果世界人權組織的估計是正確的,那麼每一年平均政府要用各種方式取締「非法言論」三十次,今年則暴增到近兩百次。這種政府與民間的衝突原因,講白了,就是一個要說話,一個硬不准他說;也就是說,政府所限的言論尺度不令人滿意。此外,在日常生活中,更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懼。我寫了幾篇批評性的文章,學生會關心的問:「老師,你不怕被送到綠島去嗎?」這是我的國家,我對受聘治國的人提出批評與建議,難道不是我的權利?我為什麼要到綠島去?而事實證明,從來也沒有任何政府機構騷擾過我,但問題的重點是:為什麼有這種恐懼?給我來信的讀者,在發表完意見之後,總是要加上這麼一句:我不能用真名,因為「曝光」會帶來災禍。甚至於十五歲的國中生也會說:請為我身分保密,洩露了不得了。有這種恐懼,表示一個人心裡有話想說,但不敢說;說了,怕有後果。換句話說,在現有的言論尺度裡他無法充分表達自己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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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我們要不要言論自由?這個問題本身大概就是一個忌諱——我們對外號稱「自由中國」,當然本來就有言論自由,而且是憲法保障的;問「要不要」簡直是自打耳光。可是自打耳光總比等著讓別人來打要好得多;「新聞週刊」的報導就是一記別人打的耳光,清脆而且難堪。在承認我們沒有真正的言論自由之後,許多人又會說:自由開放是個危險的東西;咱們大陸就是這樣丟掉的。你看,有些政見發表會上,候選人黑白亂講,選民偏偏要上當。你看,多少留學生,不是一出國就變了嗎?思想言論一開放,臺灣的安定穩定就要受到破壞。所以控制言論是必要的。

這種說法似是而非,其實是沒有深思的結果。選民「為什麼」受譁眾取寵的人的迷惑?留學生「為什麼」一出國就「變」?因為在一個言論受到操縱控制的社會裡,選民的知識就像飼料管中灌輸下來的豬食,是強餵的,而且只有那麼一種。既然沒有多種思想飼料讓他自己作選擇,他就從來沒有機會學習如何去辨別品味,識別良劣。留學生在國內時由教科書與報紙中對事情形成一種看法,到了國外,突然發現了未經封鎖的消息與資料對事情提出完全相反的詮釋,他怎麼能不驚嚇?怎麼能不覺得受騙?他的「變」也理所當然。

那麼還沒有出國的學生呢?有一次我問一位來臺教政治學的美籍教授:「你是否覺得臺灣大學生對政治太天真,太容易接受宣傳?」他的回答令我大吃一驚;他說:「剛好相反!我的研究生非常的cynical——疑世。凡是政府消息,他們就拒絕相信,凡是政府說是真的,他們就認定是假的。因為對宣傳與報導極度的不信任,連大陸的文革都有人認為大概也是好的。他們反灌輸、反宣傳的心理到了矯枉過正的地步。」

我不知道這位外籍教授所描述的情況有多普遍,但是不論是否普遍,問題嚴重的癥結還是很清楚的暴露出來:在民智大開、教育普及的今日臺灣,封鎖消息、控制言論的作法不但達不到安定穩定的目的,而且正收到惡劣的反效果。

如果有人認為思想言論的控制只是一個政治問題,不影響社會其他層面,那他就太天真了。讓我們看看培養社會中堅的大學教育。一方面,我們說要作育英才:讀社會科學的要學會慎思明辨;讀人文藝術的,要格物致知;讀自然科學的,更要有鍥而不捨,打破沙鍋問到底的精神。所謂「慎思明辨」、「格物致知」、「打破沙鍋」指的都是同一個原則:對真相、真理的全心全意的追求;學問由此而來。

好,這似乎是高等教育一個最基本的精神。問題是,另一方面,學生到圖書館裡翻開英文百科全書,找到「中華民國」或「蔣介石」那幾頁,發覺「有關單位」已經把一些文字用黑墨一行一行畫掉,只留下幾行他本來就知道的。他讀中國文學史,學到五四運動,但是想看那個時代的小說,老師說:是禁書,不能看,沒有。他逛到書店,抽下一本臺灣盜印的英文旅遊指南,發覺有一頁空白參差不齊,原來指南裡有關中國近代史的簡介沒有印出。在課堂上,他可以偶爾問一個存疑已久的問題,老師說:我們還是不要碰這個題目,不方便。他也可以為校刊寫了篇文章,發表一點意見,訓導處把稿子退回,說:不能登,不能說,你思想有問題。

一方面鼓勵學生去努力追求真理真相,一方面又用各種手段防止學生得到某種知識——學生難道是智能不足,我們希冀他不會發現這兩種態度間的嚴重衝突?這種掩藏式的作法不僅暴露出執政者及教育者的虛偽,而且更可笑的,它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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