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班大三的學生：聰慧、用功、循規蹈矩，標準國立大學的好學生。
看完期末考卷，批完論文報告，我把總成績寄出，等著學生來找我：零分或是一百分，他們總得看著卷子的眉批，與我印證討論過之後，才能知道為什麼得了一百分或零分。
假期過去了，新學期開始了，學期又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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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來找我聊天、吃消夜、談功課；就是沒有一個人問起成績的事。
有一個成績應該很好的學生，因為論文的註腳寫得零亂散漫，我特意大幅度的降低了他的分數，希望他來質疑時告訴他一個教訓：作研究，註腳與正文一樣重要。
但是他也沒有來。
等了半年之後，我忍不住了：「你們為什麼不跟教授討論成績？」
學生面面相覷，很驚訝我問了這樣一個問題。
「我們怎麼敢呢？教授會很生氣，認為我們懷疑他的判斷力，不尊重他的權威。去討論、詢問，或爭執成績，等於是跟教授挑戰，我們怎麼敢？」
那麼，假設教授打了個盹，加錯了分數呢？或是一個不小心，張冠李戴呢？或者，一個遊戲人間的老師真的用電扇吹考卷來決定成績呢？
逐漸的，我發覺在臺灣當教授，真的可以「ｇｅｔ ａｗａｙ ｗｉｔｈ ｍｕｒｄｅｒ」，可以做出極端荒唐過分的事而不致遭到學生的反抗，因為學生被灌輸了二十年「尊師重道」的觀念；他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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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一個淚眼汪汪的女學生半路上攔住了我的車子：「有個同學扭傷了腳踝，您能不能送我們下山搭車回臺北？我攔了三輛路人的車，他們都不肯幫忙！」
好吧！於是淚眼汪汪的女學生扶來了另一個淚眼汪汪的人，一跛一跛的，進了我的車。
下山只有幾分鐘的車程，可是車後兩個人拚命掉眼淚、吸鼻涕。受傷的哭，因為腳痛，想媽媽；沒受傷的也哭，因為她不知道如何處理這個情況。
事實上，這個驚天動地的「情況」只需要兩通電話：第一通打給校醫，第二通打給計程車行，如此而已。
我很驚異的看著這兩個女生哭成一團。她們今年廿歲，正在接受高等的大學教育。
她們獨立處事的能力，還不到五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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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的時候，課堂上問學生問題得不到迴音，我以為是學生聽力不夠，於是我把英語慢下來，一個字一個字說，再問，還是一堵死牆；於是改用國語，再問。我發覺，語言的問題其次，思想的貧乏才是癥結所在。
學生很用功。指定的小說或劇本上課前多半很盡責的讀完。他能把故事的情節大綱說得一清二楚，可是，當我開始問「為什麼」的時候，他就瞠目以對——不知道，沒想過。
他可以讀十篇愛倫坡的謀殺小說，每一篇都讀懂，但不能夠綜觀十篇整理出一個連貫的脈絡來。他可以了解蘇格拉底為什麼拒絕逃獄，也明白梭羅為什麼拒絕出獄，但這兩個事件之間有怎樣的關聯，他不知道。他可說出詩人艾略特對藝術獨創與模仿的理論，但是要他對王三慶的仿畫事件發表意見——他不知道，他沒有意見，他沒學過，老師沒教過，課本裏沒有。
我愛惜我的學生；像努力迎取陽光的黃色向日葵，他們聰慧、純潔、奮發，對老師尤其一片真情。但是，他們也是典型的中國學生：缺乏獨立自主的個性，盲目的服從權威，更嚴重的，他們沒有——完全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錯在學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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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不是。學生是一坯混沌的黏土，在教育者的手中搓揉成型。從小學到大專聯考這個漫長過程中的種種問題，暫且不談，讓我們看看這些「不敢」、「淚眼汪汪」、「沒有意見」的大學生正在接受什麼樣的高等教育。
二十歲的人表現出五歲的心智，往往是因為辦教育的人對學生採取一種「抱著走」的育嬰方式。常常會聽到一些大學校長說：「我把學生當自己的兒女看待」，一派慈祥。他也真做得像個嚴父慈母：規定學生不許穿拖鞋在校內行走，上課不許遲到，週會時要正襟危坐，睡眠要足八小時，熄燈前要洗澡如廁，清晨六點必須起床作操，講話時不許口含食物，夏天不可穿短褲上課，看電影有害學業，看電視有傷眼睛，吃飯之前要洗手，等等等。
我一直以為大學校長是高瞻遠矚，指導學術與教育大方向的決策人，而不是管饅頭稀飯的保姆，但這也暫且不提。這一類型的教育者的用心，毋庸置疑，當然是善意的，問題是，我們論「事」的時候，用心如何根本不重要，重要的事實際的後果，而教育的後果何其嚴重！這種餵哺式、育嬰式的大學教育剛好吻合心理學家Ｌｅｖｙ早在一九四三年給所謂「過度保護」（Ｏｖｅｒ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所作的詮釋：第一，給予過多的接觸——「有任何問題，隨時來找我」；第二，禁止他獨立自主——「你不許……」；第三，將他「嬰兒化」——「乖，早睡早起」；第四，把自己的價值取向加諸其身——「你聽我的……」。在這種過度呵護的幼稚教育下成長的大學生，遇事時，除了「淚眼汪汪」之外又能做什麼呢？
教育者或許會說：這些學生如果進大學以前，就已經學好自治自律的話，我就不必要如此提之攜之，餵之哺之；就是因為基礎教育沒教好，所以我辦大學的人不得不教。雖然是亡羊補牢，總比不教好。
聽起來有理，其實是個因噎廢食的邏輯。這個學生之所以在小、中學十二年間沒有學會自治自律，就是因為他們一直接受餵哺式的輔導，那麼大學來繼續進行「育嬰」，這豈不是一個沒完沒了的惡性循環？把學生口裏的奶嘴拿掉，我們總要有個起點；大學不做，更待何時？再說，我們對大學教育的期許是什麼？教出一個言聽計從、中規中矩、不穿拖鞋短褲的學生，和教出一個自己會看情況、做決定、下判斷的學生——畢竟哪一個比較重要？為了塑造出「聽話」、「規矩」的青年，而犧牲了他自主自決、自治自律的能力——這是我們大學教育的目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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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上，教育者採取懷裏「抱著走」的方式；在課業上，許多教書的人就有用鞭子「趕著走」的態度。
就上課點名這件小事來說。以學生出席與否作為評分標準的老師很多，他們的論點是：學生都有隋性，今天我逼你讀書，日後你會感謝我。
這個說法也很動人，卻毫不合理。首先，我們不應該忘記，開一門課程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在傳授知識，而不在鈴響與鈴響之間清數「少了幾頭牛」。照邏輯來說，如果一個學生不聽課就已經具有那門課所要傳授的知識，並且能夠以考試或其他方式證明他的程度，那麼他就沒有必要為了一個人頭點名的成規而來報到。歸根究底，這個「成規」當初之所以存在，只是為了幫助學生獲取這一門知識——讓我們在同一時刻同一地點去聽同一個人有系統的講——但是，一個學生，不論原因為何，已經擁有那個知識，那麼要他來作充數的形式就是捨本逐末，也是為師者見林不見樹的錯誤。
反過來說，一個學生沒有那門知識卻一再缺課，教授當然要淘汰他，但淘汰的理由應該是：你沒有得到知識；而不是：你點名未到。上課出席率與知識吸取量並沒有因果或正比的關係。
為師者「嚴」，我絕對贊同；愈嚴愈好。但是那份「嚴」與「逼」必須在實質的知識上，不在僵化的形式上。換句話說，教授可以用比較深奧的教材，出比較靈活的考題，指定比較繁重的作業，來逼使學生努力。但他如果尊重學生是一個有自主判斷能力的成人，他就沒有理由拿著鞭子把學生抓到教室裏來；充其量，作老師的只能嚴肅的說：上不上課在你，努力不努力也在你；你要學會如何為自己的行為擔負後果。
從小學到高中，我們的學生已經在「鞭策」之下被動了十二年，如果最後的大學四年他們也在鞭下長大——他們會長大嗎？畢了業之後又由誰來執鞭呢？
這種「趕著走」的鞭策教育貽害極深。學生之所以不能「舉一隅而以三隅反」，固然是因為在「抱著走」、「趕著走」的過程中從來沒有學過如何去思考，有一個實質上的困難使他即使想開始也不可能。
信仰鞭策教育的人不相信學生有自動好學的可能。於是設置了七七八八的課目，塞滿學生的時間。大一的學生，譬如說，一星期就有三十多個小時的課。大四的課少了，有些系就強迫學生修額外的學分，作為防範怠惰的措施。
可是我面臨一個巨大的難題。
文學是思想；每一小時的課，學生除了必須作兩小時的課前預讀之外，還得加上三小時課後的咀嚼與消化，否則，我付出的那一小時等於零。文學，也不是象牙塔裏的白日夢；學生必須將那一小時中所聽到的觀念帶到教室外面、校園外面，與廣大的宇宙和紛擾的現實世界銜接起來。否則，這個新的觀念也等於零。
這些，都需要時間與空間，可是學生辦不到。他們的課程安排的滿滿的，像媒婆趕喜酒一樣，一場接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