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收到好幾十封讀者的來信。年長一點的說：「每看你的文章，心情激動難平，一再淚下。」年輕一點的大學生寫著：「在成為冷漠的『社會人』之前，請告訴我們：我們能為臺灣這個『母親』做些什麼？」更年輕的，高中生，說：「反正做什麼都沒有用！我大學畢業就要遠走高飛，到美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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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人激動憤慨，老人家傷心落淚，絕對不是因為我的文章寫得好。這一大疊情緒洶湧的信件對有心人應該透露出兩個問題：第一是事態本身的嚴重性；臺灣生活環境的惡劣已經不是知識份子庸人自擾的嚷嚷，而是市井小民身受的痛苦。第二是個人的無力感；如果這個社會制度中有暢通的管道讓小市民去表達他的意願、去實現他的要求，他就不會鬱積到近乎爆炸的程度，就不需要憑靠區區幾篇不起眼的文章來發洩他的痛苦。
第二個問題要比第一個還嚴重得多。因為環境再惡劣，難題再複雜，個人如果有適當的途徑去解決問題，覺得事有可為，他總是肯定的、理性的、樂觀進取的。反過來說，即使問題本身並不那麼惡劣，但是個人覺得他的一切努力都是一條死巷，他的憤懣鎖在堵塞的管道中時，人，是會爆炸的。
半年前，有個愛看書的青年因為受不了隔鄰女人早晚不斷的誦經，衝進了她的屋子拿刀殺她。暴力當然沒有任何藉口，但是我們要追究原因：如果這個青年只要打一通電話，警察就會來取締噪音的話，這件兇殺案是不是可以避免？換句話說，假使這個青年一通一通電話的哀求警察而警察不管，一次一次的勸告誦經的婦人而婦人不睬，那麼，你說，他可以搬家——別開玩笑了，臺北什麼地方可以讓人安靜度日？於是，日日夜夜受噪音的煎熬，又絲毫沒有改善的可能，他到底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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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那個老頭子被判了死刑之後，不願逃獄，他說：「當我對一個制度不滿時，我有兩條路：或者離開這個國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徑去改變這個制度。但是我沒有權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壞它。」（見「難局」，二月五日「人間」）
不錯，蘇老頭是個循規蹈矩的模範公民，但你是否注意到，做個好公民有兩個先決條件：首先，不肯妥協時，他有離開這個國家的自由；其次，這個國家必須供給他適當的管道去改變他不喜歡的制度。也就是說，如果雅典政府既不許他離境，又不給予他改革的管道，他就沒有義務片面的做個循規蹈矩的公民。
那麼我們的情況呢？臺灣的生活環境惡劣，升斗小民所面臨的選擇與蘇格拉底沒有兩樣：他可以離開臺灣，但這有太多實際上的困難。他可以「循合法途徑」去改變現狀——
我們有沒有這個合法的途徑、暢通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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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醫生來信敘說他痛苦的經歷。住宅區中突然出現一個地下鐵工廠，噪音與廢氣使整個社區變色。他從私下的懇求到公開的陳情控告，無所不試，結果，等於零。這個機構說法令不全，那個部門說不是他家的事，警察更說開工廠的人可憐！這位醫生傷心絕望的問：「政府到底在做什麼？法律畢竟在保護誰？」
連十七歲的高中生——中華民族未來的主人翁——都理直氣壯的說：「反正沒有用！我要到美國去！」
你不為我們的前途擔憂嗎？
這份絕望的無力感是誰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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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或許會把箭頭指向政府——營建處、環保局、衛生署、警察局等等等，可是我不能，因為我的知識領域狹窄極了；我根本不知道垃圾有幾種處理方式、食品進口要如何管制、警力調動要如何分配。我不是專家，沒有資格告訴這些在位做事的人怎麼去做。
但是和你一樣，我是個有充分資格的公民。無力感的根源或許是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或許你覺得缺乏暢通的管道咎在政府，我卻認為，你和我之所以有無力感，實在是因為我們這些市井小民不懂得爭取自己的權利，縱容了那些為我們做事的人。咎在我們自己。
大多數的中國人習慣性的服從權威——任何一個人坐在櫃台或辦公桌後面，就是一個權威。我看見學生到郵局取款，填錯了單子，被玻璃後的小姐罵的狗血噴頭。這位學生唯唯喏喏，驚恐萬分。我也看見西裝筆挺的大男人到區公所辦事，戴眼鏡的辦事員冷眼一翻，揮揮手：「去去去！都快十二點了，還來幹什麼？」大男人哈腰陪笑，求他高抬貴手。我更知道一般的大學生，在面對一個拆「爛汙」的老師時，不是翹課以逃避，就是附和以順從。
到郵局取款，拿的是自己的錢，填錯單子可以再填，學生為什麼卻覺得辦事小姐有頤指氣使的權利？區公所的職員，不到鐘點就理應辦公，大男人為什麼要哀求他？學生繳了學費來求知識，就有權利要求老師認真盡責，為什麼老師不做好，學生也無所謂？
所謂政府——警察局、衛生署、環保局——都是你和我這些人辛辛苦苦工作，用納了稅的錢把一些人聘僱來為我們做事的。照道理說，這些人做不好的時候，你和我應該手拿著鞭子，睜著雪亮的眼睛，嚴厲的要求他們改進；現在的情況卻主僕顛倒，這些受雇的人做不好，我們還讓他聲色俱厲的擺出「父母官」的樣子來把我們嚇得半死，腦袋一縮，然後大嘆「無力」！
連自己是什麼人都不知道，連這個主雇關係都沒弄清楚，我們還高喊什麼「民主、倫理、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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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清早，幾萬個衣履光潔的人湧進開往紐約市區的火車到城中上班。車廂內冬天沒有暖氣，夏天冷氣故障，走三步要拋錨兩步，票價還貴得出奇。可是因為是壟斷事業，所以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人人抱怨，人人還是每天乖乖的上車。一直到史提夫受不了了，他每天奔走，把乘客組織起來，拒乘火車，改搭汽車。同時，火車一誤點，就告到法庭去要求賠償。他跟鐵路公司「吃不完，兜著走」。
史提夫沒有無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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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東妮十三歲的女兒被酒後駕車的人撞死了。因為是過失殺人，所以肇事者判的刑很輕，但是安東妮只有一個不能復生的女兒，這個平凡的家庭主婦開始把關心的母親聚集起來，去見州長，州長不見，她就在會客室裡從早上八點枯坐到下午五點，不吃午餐。兩年的努力下來，醉酒駕車的法令修正了，警察路檢的制度加嚴了。別的母親，或許保住了她們十三歲的女兒。
安東妮也沒有無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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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並沒有史提夫和安東妮的毅力。人生匆促得可怕，忙著去改革社會，我就失去了享受生活的時間。大部分的時候，我寧可和孤獨的梭羅一樣，去看雲、看山、看田裏的水牛與鷺鷥。不過，我們不做大人物，總可以做個有一點用的小人物吧？一個渺小的個人，如你，如我，還是可以發光發熱。過程會很困難，沒錯；有些人會被犧牲，沒錯。可是，在你沒有親身試過以前，你不能說「不可能！」在你沒有努力奮鬥過以前，你也不能談「無力感」。問問史提夫，問問安東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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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德勇氣」，不是可恥的事，說「社會良知」，也並不膚淺。受存在主義與戰亂洗禮的現代人以複雜悲觀自許，以深沉冷漠為傲；你就做個簡單卻熱誠的人吧！所需要的，只是那麼一丁點勇氣與天真。你今天多做一點，我們就少一個十七歲的說：「反正沒有用，我到美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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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畢竟不是我們的家。
原載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八日中國時報「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