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療傷時期細心研讀國父的著作，覺得唯有三民主義才能救中國。當時大元帥（國父當時任大元帥）參軍長朱培德曾與我有過接觸，他勸我加入中國國民黨，希望我把廣西帶到革命陣營來，我答應了，由他介紹我入了黨。陳雄去向黃紹竑報告再回來說明黃完全贊同我的意見，並要我負責與大元帥取得聯繫。我立即請朱培德介紹謁見國父，陳述我們的抱負，國父很是高興，勉勵了一番，我要求國父秘密委黃紹竑為「討賊軍總指揮」，以便號令部屬。國父答應了，我退出不久，朱培德便拿來兩委任狀，同時委我為「討賊軍參謀長」。那時名號很濫，一支軍隊同時受兩方面委任的很多，像馮葆初在梧州便同時受沈鴻英、李濟琛的委任，藉此以免遭受攻擊。黃紹竑表面上被沈鴻英委為第八旅旅長，這是可以公開的，現被國父委為「討賊軍總指揮」，這是暫時要守秘密的，否則便要遭受來自沈軍的強大壓力，但我們的加入革命陣營是誠心誠意的行動，不是討一個名號來避免廣東方面的攻擊，相反的要廣東方面幫我們統一廣西，因此我便與朱培德商討步驟，我希望西江督辦李濟深能助我們一臂之力，讓我們解決馮葆初，使我們確實掌握梧州，以後的討陸討沈，粵軍都應盡量支持我們，朱培德當然贊同。這時我足傷已癒，第二天便要回廣西，我便去大元帥府向國父辭行，國父見了我，以為我像別的投誠部隊來索餉索械了，他說：「委任狀得到了？」我說：「得到了」。他說：「現在我們是革命政府，彈藥槍械餉糧一切都很困難，我們有的是三民主義，把三民主義帶回去。」我說：「我是來辭行的，不是來要彈餉。」他說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有三民主義一定打勝仗。」我辭退出來，次日即秘密返廣西，想不到這句話是國父對我講的最後一句話，次年他北上逝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