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二二八事變是指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臺灣發生事變。事變原因很簡單，當時煙酒公賣是重要財源，賣煙酒不貼印花稅為違法，某次有經濟檢查人員見有一老嫗賣無印花之煙，該經濟檢查人員在飯館吃飯，錢不足買酒吃，遂向老嫗討煙，遭其拒絕，他一用力將老嫗推倒地上，一時羣情激憤，該員遂取槍向天鳴放想鎮壓，結果羣眾越來越多，他跑掉，羣眾遂包圍長官公署，長官公署門口及樓臺架起機關槍，如臨大敵，百姓起初不可理喻，後來經過勸解及警察疏導，慢慢離去。後因有人從中作祟，羣眾遂佔領廣播電臺，蔣渭川至電臺廣播，要陳儀投降，條件苛刻，事情越鬧越大，陳儀下令全省戒嚴，原來有廣東黃濤一單位在臺，陳儀怕負擔糧餉，遂將該軍調回大陸，臺灣僅有三兩團人，陳儀下令地方成立維持會維持治安，下令大陸來臺人士不準外出。當時愈鬧愈兇，中小學生參加遊行，中小學教員多係大陸來臺者，被不肖份子所毆，被打傷者公教人員與人民一千八百十三人，死者三百零四人，其中有叛亂首領份子，然多為大陸人士，地方維持會也不敢阻止亂民行動，越鬧越大，莫斯科留學生謝雪紅（臺中人），乘機操縱民眾暴動，謝現在北平。二二八事變原來是個很小的局部事情，擴大到全省，幾乎成了全省的民變，一個檢查人員同小販私人間的爭執變成有政治意義，原來部份人民的暴動，經謝雪紅操縱變成有政治意義的事變。
臺灣事變的處理
奉令後我是三十六年三月十七日上午九時四十分由南京起飛，午間到松山機場，宣撫臺灣的原則，奉主席指示：
甲、政治制度，可以修改，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可改為省政府制度，看臺灣的需要，可酌量增設其他必要機構。
乙、縣市長可定期民選。
丙、縣市政府首長以選用臺灣之賢能人士為原則。
丁、臺籍與外籍公教人員，資學歷職務相同者待遇同等。
戊、經濟政策，縮少公營範圍，發展國民經濟。
己、凡不合法之組織，例如二二八事變處理委員會之類應立即取銷，參加事變人員除共黨份子煽惑暴動者外，一律免究。
十七日晚上，我在臺北將以上諸要旨廣播給全臺灣同胞，一面將預先印就之佈告遍貼全臺，十七日下午到臺不久即訪問陳儀長官及秘書長葛敬恩，我是禮貌性的拜訪，他們稍做簡單報告。奉主席指示來臺宣撫，我自己的原則是中國有句俗話「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本來是件小事，後來共黨及地方的野心家乘機推動。我下令通緝謝雪紅，她知道我是反共的，我來她即跑了，其他盲從的人，我都一筆勾銷了，不予深究，這個原則當然也合乎主席的指示。
經過我廣播了主席指示的要旨，先使家喻戶曉，後來又在臺大操場向臺北及附近之大中學生及遠道派來的學生代表講話，我又就廣播之主旨向學生當面講了一遍，要他們瞭解真相，不要再遊行，安心讀書，既往不咎，限他們於四月一日復課。本來學生回校要有保人，無人保，學生就不能復課，我說不需要保，凡打了老師的，在尊師重道上講不過去，一概由父母陪同向老師道歉認錯。我除了這兩次廣播外，並對山地同胞廣播，要他們保持警覺，不要受別人煽動；隨後我又向憲警廣播，對犯罪者要依法公開逮捕，公開審判，不能私自逮捕。
以後我由臺北開始分別到黨政機關視察，個別聽取負責人的意見，並召集社會名流父老座談，告訴他們政府的意見，並聽取他們的意見。十九日起至基隆，二二八事變時基隆的要塞曾受到攻擊，碼頭為暴民爆破，我去參觀過要塞，裡面有劉銘傳設置二十八吋口徑的砲，新要塞有日人在昭和時設置的十二吋砲，暴民未能攻破有這樣武力的要塞。基隆除做軍港外，也是個好商港，有防波堤，挖泥的船有二十八艘，起重機、倉庫都有，對於建設有價值的這類事物，我當時都紀錄起來了。
二十日返回臺北再飛高雄，在屏東機場下飛機。這個機場是日軍南下的軍事基地，倉庫中槍械很多。我召集地方紳士與六十二軍官兵一起談話、要他們彼此相安。在屏東說話之後，下午去高雄，住海軍官舍，房子和招待都不錯。
二十一日開始在高雄工作，先向陸海軍官兵、要塞官兵訓話，要塞司令即今日之彭孟緝總長，要塞中有十幾架雷達，有雙管要塞砲，設備比基隆要塞完全。
暴民準備攻高雄要塞，陳長官下令要地方成立維持地方委員會，在臺憲警有限，軍隊只有要塞部隊，陳長官要要塞部隊只守在堡內。要塞長官報告陳長官，要在開始暴動時撲減，陳長官不許，待暴民攻擊要塞前三百多人開會，他自行圍捕，將暴動份子一網打盡，彭孟緝報告我這件事，我很嘉許，要不然，將來攻擊要塞，受害的人更多。我在要塞時對官兵做同樣的訓話，我由高雄坐車至臺南，招集地方紳士宣撫，並照樣在街上張貼佈告。臺南本來是鄭成功的政治中心，為紀念鄭成功，有延平郡王祠、明嘉靖王妃的墓、赤崁樓，鄭成功由澎湖來攻臺灣時，經過赤崁樓，攻九個月之久，下臺南，有一張荷人投降的油晝在赤崁樓。我到臺南住了一晚，視察各處，鄭成功奉明正朔，不肯稱帝而稱王，在天壇祭典，我在此題字「仰不愧天」，現在還在，我並親題「忠肝義膽」，我又親擬一對聯「孤臣秉孤忠，浩氣磅磚留萬古；正人扶正義，莫教成敗論英雄」。
二十三日，我坐火車去嘉義、彰化、臺中，照樣召集地方父老說話，在臺中並召集二十一師（師長劉雨卿——劉湘的川軍）官兵訓話。臺中有個林獻堂和丘念台一直陪著我，請他們做嚮導，夜晚去日月潭，日月潭有山地同胞，召集了山地同胞來說了一次話。說話之後，有個毛信孝，是蕃社的首領，他召集了他的兩個女兒及其他男女一同表演唱歌，收穫及愛情山歌、跳舞。那兒沒有電，點煤油燈，他向我請求設電燈，我要地方政府即予照辦，一直到至今，他還為此念念不忘。去年我同四子去遊歷，毛信孝要我題字，我題「民族平等」。後來我去遊日月潭及大觀水力發電廠，該廠在日據時代即發十八萬瓩的電，為全臺動力之大半。至大觀發電廠參觀，廠長持筆布要我題字，我寫「認識宇宙，主宰宇宙；征服自然，利用自然」。
日月潭附近還有個水社高山族，我也同水社的高山族去講話。在日月潭住了兩晚，把工作做完之後，在湖內打了一次獵，在湖中見一對高大的野鷺鷥。地方人士很討厭這種野鷺，因為它們常來吃魚，我聽了即想打鷺，果然發現兩隻高大鷺鷥，都被我打中了，晚間想大家吃一頓，未料肉味極腥，都稍嘗即止。
以後經新竹等縣沿途宣撫，回到臺北同臺灣父老們交換意見。臺灣在日人統治下五十餘年，現在要大家轉變觀念，除教育外，對於社會工作應注意道路、公園，以及各地方名稱，應以先賢的名字命名，例如逢甲路、景崧路、永福路等，公園的名字也要改，還有在日據時代好多地方的名勝，橋樑多用日本昭和多少年以立誌碑，應將昭和年月改為民國年月，日本各處設神社，紀念日本人侵我臺灣有功將士人員，臺北及各縣市皆有此神社，臺北忠烈祠及圓山飯店原都是神社，這些敵人的遺跡都有修整之必要。臺灣在日人統治下五十年，日人在文化教育方面頗下了一番功夫，用盡種種方法鼓勵人民傾向日本，例如不懂日文者不能任公職，甚至連配給食物都無份，這種文化的遺毒，不僅在平地上，因文化教育的侵略而使人人會說日語，即連山中的同胞也非說日文不可，例如木屐的普遍就是日人提倡的結果，當然氣候及經濟也是因素之一。學校制服固然要受日人的規定，即鄉下人的穿著也難免受了日人的影響，有些人家的衣、食、住、行都有日人的彩色，蓋以仿傚日式為榮之故也。鼓勵臺灣人入日籍，有皇民奉公會之組織，約二萬人，此等人享有特權，並規定人民經過機關門口有衛兵時應低首而過，充份表現出殖民統制的醜惡，凡是機關學校首長絕無臺灣人，總是由日人領導，臺大的前身是日本帝國大學在臺的分校，專研究植物學，及熱帶病，本省人只准學農、工、醫，不準學文法，所以今日我們要臺灣人出來競選縣市長、議員，多是學醫出身；再就是學農工的，學政治、經濟者絕無。即對於在文化上落後的高山族，日人也不放過，當然高山族有反日事件也是引起日人特別注意的原因，日人經過武力對付高山族以後，仍不忘教他們日語，以文化來同化他們，所以光復時高山族多會說流利的日本話。抗戰末期臺灣總督的統治方式其以前純殖民地方式稍有轉變，但管制更嚴。經過日人五十年的殖民統治，臺灣同胞受日人的文化影響非淺，我沿島宣撫回臺北後，即召集臺省有名望父老如丘念台、林獻堂等等，向他們提供我的意見。
在我來之前圓山日本神社已經改成忠烈祠，我來後除要他們將唐景崧的名字加進去外，他們要我題橫匾——天地正氣。
國父曾經到過臺灣，他來臺時住在中山北路一段四十八號——今日的國父史蹟紀念館，我去參觀時，他們要我題橫匾，我寫「人傑地靈」。有位老先生周赤牛每年在國父誕辰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