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軍對日抗戰採消耗戰略
自來戰略必須與政略配合，我國政略對內為團結內部，收攪人心，對外為廣結外援，爭取友邦，締結反侵略同盟，爭取民主集團之共同勝利。依據政略而後策定對日戰略，在七七盧溝橋事變前，我為配合「攘外必先安內」之政略，對日軍之侵略，作有計劃之抵抗，以爭取時間，削平共匪。自抗戰開始，我因國力未充，裝備太劣，乃採消耗戰略。並以游擊戰配合正規戰，進而發展為全面總體戰，以打破敵「速戰速決」之戰略。在作戰指導上，爭取主動，見機而進，知難而退，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取時間，不計點線之得失，而在全面之控制，使敵侷促於點線狹隘之領域，使我游擊部隊與地方團隊在敵後發展，擾襲敵人，控制廣大地域，變敵後方為前方，使敵陷於泥潭而不能自拔。
二、與盟軍並肩作戰
一九四一年（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大平洋戰事爆發，美國正式對日宣戰，至此我單獨抗戰四年，進而與盟軍並肩作戰。
當時我為協同盟軍作戰，以打通滇緬路，爭取外援，故不顧中國戰區兵力之減少，而抽調七個精銳軍與駐印遠征軍兩個軍，在滇西與緬北戰場作戰。迨滇緬路打通後，我獲得二十九個師之美械裝備，反攻戰力大為增強，故於滇緬戰場及湘西、反攻桂柳諸戰役，均能克敵奏凱，此證配合盟軍戰略之正確。
三、游擊戰配合正規戰之重要性
武漢會議時，蔣委員長曾宣稱：「游擊戰重於正規戰」。因我對日作戰，乃被迫應戰，而非自動求戰。當時國內雖甫告統一，而西北匪患未平，軍隊編制不一，武器裝備陳舊，軍隊訓練未精，戶口調查未清，故不能實行普遍徵兵；且財力薄弱，軍用物資匱乏，種種缺點不一而足，以此情況應付現代化裝備之敵，故於戰爭中犧牲重大，備感艱苦。敵本其一貫之北進政策，先蠶食東北，繼使華北特殊化，進而減亡全中國，我迫不得已起而應戰，故於戰略上，一者採取消耗戰，一者以游擊戰配合正規戰，此為我抗戰所以能持久之重大關鍵。
四、抗戰中我中央對共匪忽視之錯誤
1、二十六年八一三淞滬戰爭開始，亦即對日全面戰爭之開始。當時中共曾通電一致抗日，於軍事上取消紅軍組織，歸軍委會統轄指揮，服從最高統帥蔣委員長之命令，於政治上取消蘇維埃組織，歸國民政府管轄。中央為團結國內各黨派，一致抗日，本與人為善之意，故接納其請求，在軍事上委其為第十八集團軍，在政治上委其為陝甘寧邊區政府，表面看來，中央此舉純出於好意，而實不免有忽視共匪之嫌。
2、第十八集團軍編入第二戰區戰鬥序列，歸閻長官指揮，對日作戰。按理，閻長官應付予其任務，責其執行，不應放縱，聽其發展組織，收繳民槍。待其勢力龐大，即不打敵人，專襲擊國軍，二戰區長官部事前既未加以約束，事後亦未加制裁，有一時期甚至利用共黨薄一波編練新軍三十餘團，終受薄煽動，大部叛變，佔據山西廣大地面，幸當時國軍在山西兵力雄厚，且閻長官坐鎮山西歷史甚久，否則山西為共匪所佔，恐在冀察、魯蘇戰區之前。
3、敵後冀察魯蘇二戰區對共匪之放縱——武漢會議時，為加強敵後游擊，故增設冀察、魯蘇二游擊戰區。就冀察戰區而言，鹿鍾麟總司令兼任河北省主席，除指揮石友三、孫良誠、朱懷冰等西北軍外，尚有河北民軍總指揮張蔭梧及游擊支隊司令呂正操等，勢力發展甚快。其後朱德見機而進，派遣聶榮臻、徐向前等由山西越太行山而入河北，初與國軍互不侵犯，國軍見其收繳民槍，發展組織，竟置之不顧，待其勢力壯大，控制全面，而為時已晚，故冀察戰區轉落匪手。
五、抗戰勝利後應先剿匪而後整軍
1、抗戰開始，我為增加戰力，全國悉索敝賦以赴，以人力補助裝備之不足，故隊伍番號特多，當二十六年時，全國有步兵師一八二個，獨立步兵旅四十六個，騎兵師九個，獨立騎兵旅六個，砲兵四旅，二十四個獨立團，其他工兵通訊兵在外。三十三年全國隊伍擴大為一二○個軍，三五四個師，三十六個獨立旅，一一二團，十五營。至三十四年年底，整編為八十九個軍，兩個騎兵軍，二五○個步兵師，共裁三十四個軍，一一○個師，二十一個旅，八十三個團，十個營，
所餘之團編入步兵師。三十五年，經國共美三人小組擬定之統編共軍為國軍基木方案，全國軍隊編為二十個軍，六十個師，分二期整編，國軍依此方案實行，而共黨不僅不遵行，反而擴大叛亂，到處流竄。
2、自整編以來，至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止，全國編餘軍官送軍官隊者有一六一、六六○員，士兵第一、二兩期共五三、一二五名。士兵經各部隊送補給區與供應局者共有三二、○九一名，由各機關直接送復員站者有四、七一六名，至復員站遣送回家者有二七八七名，其餘皆陸續復員完畢。
3、本人完全贊成整軍，但以時機不對，故主張先剿匪而後整軍。當國軍實行整編時，軍訓部有令將特種兵集中處理，各部隊即紛紛電詢，是否還須剿匪。當時我亦乘飛機至西安謁見蔣委員長，面陳此意，蔣先生遂下令停止。
（以上第四十九次訪問，五十三年八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