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國二十六年八一三淞滬會戰起，國軍正式與日軍開戰。是時，國軍武器遠不如敵人，尤其空軍力量薄弱，制空權操於敵手，故淞滬、徐州、武漢等戰役，與敵硬戰，挫敗居多，傷亡慘重，其中尤以淞滬之役為最。
至於長沙會戰，第一次為敵知難而退，第二、三次亦非打硬戰。至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六月之湘西會戰及反攻桂柳會戰，與遠征軍、駐印軍在滇西、緬北之作戰，因得美械之裝備及優勢空軍之支援，故雖打硬仗，仍然得勝。
國軍在抗戰八年的漫長歲月中，因裝備較敵為差，制空權操於敵手，故敗多勝少。民國二十七年漢口開會時，我曾建議採游擊戰配合正規戰，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取時間。蒙最高統帥採納，通令各戰區，並指示以三分之一兵力用於加強敵後游擊，變敵後方為前方。同時，成立冀察、魯蘇二戰區為敵後游擊區。迨第一次南嶽會議，蔣委員長並特別指示「政治重於軍事，游擊戰重於正規戰」。軍訓部為貫澈游擊戰主張，於二十八年編成「游擊戰綱要」一書，頒發各戰區、各軍事學校，作為游擊戰之教材與依據。在二十八年年底以前，敵人所佔多為戰略要點或交通要點，其他廣大地區全為我游擊隊與地方團隊所控制，且不斷擾襲敵人，破壞交通，予敵極大威脅。自冀察、魯蘇戰區成立以來，各戰區均遵照南嶽會議之指示，派隊不斷襲擊敵人，使敵困守點線，打破敵「以華制華」「以戰養戰」之陰謀。
共匪起家於陝北延安，抗戰初期，其人槍不過三萬左右，抗戰一起，匪酋毛澤東宣言共赴國難，內云：「在政治上實行三民主義，軍事上服從最高統帥，與國軍並肩作戰」。以此欺騙國人，實包藏禍心欲竊國柄。又毛匪對部屬訓話有云：「以七分力量發展勢力，以二分力量應付國民黨，以一分力量抗敵。」匪軍皆照此訓示實行。
中央初以朱德任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開至山西，歸二戰區閻長官指揮。朱德至山西，初與國軍表示友善，暗中則煽動山西部隊叛變，擴張地盤，收繳民槍，發展組織，並提出「翻身」口號，清算地主，打倒資產階級，實行所謂「三反」、「五反」，以威迫利誘，使多數農民入其彀中。迨匪在山西有基礎後，朱德即派劉伯承、賀龍、聶榮臻等至冀察戰區，遣徐向前、陳毅、羅炳輝、栗裕等至蘇魯戰區，以葉挺至皖南三戰區，均按山西辦法，向各戰區發展組織，一面偽裝與國軍友善，一面收繳民槍。在匪力量壯大控制全面後，即斷絕國軍糧食，於冀察戰區煽動游擊支隊司令呂正操，於魯蘇戰區煽動旅長萬毅叛變，並曾襲擊山東牟中珩與韓德勤兩部。我游擊區遭敵匪夾攻，不能立足，冀察、魯蘇戰區傷亡重大，補充困難，最後只有退出。冀、魯兩省人口各約三千萬，且都為產兵區，共匪得之，勢力大增。至抗戰末期，匪抽調冀魯與蘇北有戰鬪經驗之徒手兵約十萬人以上，在林彪統率下，由山東河北水陸並進，向東北發展。至抗戰勝利，匪向俄領取五十萬日本關東軍裝備，我在東北之美械軍與地方團隊及偽軍，幾全部為林匪消滅。林彪佔據東北後，又與聶榮臻、劉伯承聯合，將華北吞併。至徐蚌會戰，共軍以全力參加，國軍失利，徐州旋告失守，共匪勢力繼續南伸，整個大陸，遂陷匪手。
現檢討失敗原因如下：
1、抗戰初期，中蘇訂有友好條約，蘇俄曾派驅逐機E—15，E—16，轟炸機S．B．，D．B及五百以上空軍戰鬪員來華與我並肩作戰，並派有軍事顧問若干人，至中央與各戰區服務。
2、當時中、美、英、法、蘇等民主同盟，一致對軸心國之德、意、日作戰。
3、共黨有其國際性，中共與蘇俄關係密切，我於外交上與蘇俄友好，故對內容共，此為一大原因。容共政策以前為國父所訂，現因中蘇友好，希一致對日作戰，故亦容共。
4、民國二十四（一九三五）八月一日，朱毛由江西突圍，轉徙川黔，藉抗日美名，於毛兒蓋發表宣言，提出抗日人民統一戰線，要求組織抗日人民國防政府，且以「國共合作」、「抗日救國」之口號，博取人民同情，藉政治解圍軍事。二十五年春，匪負隅陝北，自知不能作軍事冒險，乃向國府乞降，於五月五日，通電停戰議和，接受國府提出之四項原則：（1）奉行三民主義。（2）服從蔣委員長指輝。（3）取消紅軍，教編為國軍。（4）取消蘇維埃，改為地方政府。同時，在各省發動和平宣傳攻勢，並勾結張學良、楊虎城，釀成「雙十二事變」。
5、日本於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七日，發動盧溝橋事變，演成中日全面戰爭。是時，陝北之匪於國共合作中，提出下列諾言：（1）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所必須，中共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鬪。（2）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的暴動政策與赤化計劃，停止以暴動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3）取消現在之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4）取消紅軍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交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6、中共表示接受國府四項原則，抗戰爆發後，又自動表示四項諾言，故軍委會於二十六年八月，將陝北匪軍按其人槍數量，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以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司令。該集團軍轄三師，以劉伯承、林彪、賀龍為師長，編歸第二戰區擔任游擊。軍委會繼又收編匪在江南殘部，成立新四軍，轄四個支隊，相當於一師兵力，列入三戰區戰鬪序列，歸顧長官祝同指揮，在江南京蕪地區擔任游擊。
在政治方面，中央以林祖涵、張國燾為陝甘寧邊區政府正副主席。
7、共匪之軍事政治，既得合法地位，於軍事上遂避免與敵作戰，以保全實力，不打敵人，專襲擊友軍。
8、自二十八年後，匪軍已逐漸擴大，晉省與江西地方團隊民槍大部為其收繳，其實力發展甚速，且擅發偽幣，破壞金融；擅委地方官吏，破壞地方行政系統。共軍所及之地，皆成立其政治組織，將各省、縣政府所委之官吏或殘殺，或驅逐殆盡。此外，又誘惑農民清算地主，掀起階級鬪爭。共匪實力既已擴大，乃於民國二十八年之後，在晉河流域，由山西潛入河北、山東、蘇北；在長江流域，由江南潛入皖中、江北，並竄擾鄂皖等地區，將所佔地方團隊吞併，擴大面之佔領，嗣即襲擊國軍，使國軍或中央派在敵後所佔領之廣大地區，反為共匪所攘奪。
國軍對日抗戰八年，與盟軍並肩作戰，終於擊敗日軍，而戡亂之役，反為共匪所乘，其中原因為：
1、共匪之陰險兇惡，狡詐欺騙，我全國朝野上下，均未認識清楚。對匪政策之失敗，乃宣傳教育之失策。
2、共匪違背國府四項原則，並未履行四項諾言。自二十九年十一月起至三十年十月止，軍委會根據各戰區正式文電報告，國軍被共匪擾襲，發生戰鬪次數達三九五次之多，事態極為嚴重。我軍委會曾屢電制止，均未生效。此時我不欲嚴格制裁，反令被匪攻襲之國軍退出遊擊區，忍痛退讓，待匪勢膨脹，遂一發不可收拾。假令國軍在抗戰初期，即二十八年以前，判明匪之陰謀，非空言所能奏效，因即分兵制裁，江南三戰區圍繳葉挺槍械，又於五戰區將陳毅、張雲逸圍剿，使其不能在皖中立足。假令各戰區當時均能分兵剿共，冀察、魯蘇二戰區絕不致為匪吞併，則共匪勢力不致驟然膨脹，禍國殃民之厄或可減免。此雖事後痛心之言，然「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故值得忍痛將國軍恥辱之事蹟，忠實檢討而直書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