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三井整理部分
1、自二十七年五月下旬徐州失守後，各部突圍轉進至豫南、鄂北地區，為時僅月餘，補充未畢，訓練未精，即令參加武漢會戰，故番號雖多，然實力不如敵遠甚。溯自歐戰以來，武器之改進日新月異，國際戰爭非但要求多兵，而且講究精兵，故非徵兵國家不能從事現代戰爭。我國之徵兵制度，由二十五年三月方局部實行，因戶口未調查清楚，未能普遍積極，是以大量之兵源全靠攤派兵額補充，而新募之兵，猶未脫民間習氣，於戰時生活、戰鬪技術、軍隊知識等皆需從頭基本訓練起，入營時間既短，即命上戰線，是無異驅市人而戰。總之，各部隊每當與敵激戰之後，雖有補充若干未經訓練之新兵，然實乏戰鬪力量可言。第五戰區自安慶、合肥失守，繼即徐州會戰，我國軍屢與敵人接觸，流血成河，橫屍盈野，雖有臨沂、台兒莊兩戰之勝利，然缺乏補充，故每次戰役之後，力量喪失過半，此不獨本戰區之艱苦情況，亦為我八年抗戰中各戰區幾不能克服之苦難。是以八年抗戰，若揣以作戰常理，實不能與敵相抗，然而國軍所恃者精神也，所憑者士氣也，其以一當十，以十當百之奮勇殺敵精神實不能以常理忖之。八年抗戰，賴我最高統帥之英明領導與全國軍民同仇敵愾之心理，卒能贏得最後勝利。
2、長江秋季陰雨霏霏，沿江地區濕氣甚重，久戰疲憊之部隊體力衰弱，易受外感，因而疾病叢生，尤以鄂東地區之惡性瘧疾為厲。凡被瘧蟲咬者，體溫忽寒忽熱，有高達攝氏四十餘度者，蓋瘧蟲於體內破壞紅血球，致小便便血，輕者不能行動，重者即不支而死。各部中雖多有患此症者，然以曹福林部最為嚴重，患者幾超過全軍之三分之一，此類患者即失卻作戰能力，其損耗之大，較與敵激戰傷亡為尤甚。是時軍中醫藥設備缺乏，雖有奎寧丸亦不能大量供應，所以患者歷數月不能痊癒，此種痛苦我亦曾親身體驗。
戰區長官部自余以下，患此病者亦為數不少，武漢會戰開始後之第三個月，我忽感體溫無常，初時我尚不以為意，繼而體溫超過攝氏四十度，幾近昏迷狀態，雖大量服用奎寧丸，亦毫無效果，所幸平時身體強健，仍勉強指揮。委員長蔣公在漢口聞知持派軍令部次長熊哲民兄偕醫師至浠水探視，經服用惡性瘧疾之特效藥阿特布林，始日漸痊癒。我見病況好轉，即未再服用此特效藥，以致成為潛伏性之瘧疾，猶毫不知悉。後由武漢撤退至重慶，覺體弱異常且時常咳嗽不止，尤以寒日為嚴重，經委員長侍從室之朱仰高醫師抽血檢驗，始知為潛伏性之惡性瘧疾，初我猶不知，待第二次抽血檢驗，該細菌已變形，很難察覺，我始知病情嚴重。經朱醫師注射三針六○六之後，始見斷根，至今二十餘年，未再罹染此類疾病。
3、由於上述第一、二兩項原因，經台兒莊大戰後，傷亡重大之部隊，戰鬪力因補充不及而普遍降低，因而影響各級指揮官積極之意圖。右翼軍李品仙於潛山、太湖（安徽）黃梅（湖北）曾截斷敵人歸路，迫廣濟之敵軍退卻，遲滯敵人進攻武漢之行動。左翼軍宋希濂以富金山為據點，攻守並用，使敵傷亡五、六千人之多，收局部之勝利。
4、大會戰後，檢討各部之戰績，以為賞罰之標準，其補充裝備亦以為標準，藉寓獎懲之意。
5、武漢保衛戰之設施，似僅注意武漢核心，而於其外圍之通信、交通頗為疏忽。例如連接豫南公路，僅有宋埠商城可通，攝口大橋亦須利用鐵橋通車，路面皆為臨時性者，雨後泥濘不堪。至於鄂省，除武漢三鎮外，公路路面永久性者太少，而後我曾親經襄化公路，仍無路面。而沿江公路（鄂東會戰時）港灣交錯，多用船渡，因未設橋樑，或為臨時性裝置，殊欠堅固。且一般通信網既設線太少，常有擁擠之虞。
6、戰區間之兵力調動，固屬於統帥部之權衡，但需有深遠之謀劃。以蕭之楚軍遠在平漢路南端整訓，調江南未及一旬，復調回江北，曹福林軍由江南調江北（五戰區）未及一旬又調江南，中途又折回江北。劉膺古軍奉調至本戰區，但兵力僅一師，未能參加有力之戰鬪，如此調動頻繁，使部隊徒勞往返，疲於奔命。
7、於偏遠地區，劃分作戰地境，不應有互相交錯之存在。例如：甲戰區某地屬乙戰區指揮，不但使乙戰區指導增援困難，即甲戰區之作戰指揮亦受極大影響，且便敵人有乘隙抵瑕之虞。以田家鎮為例，本戰區據當時敵情判斷，敵人有轉移兵力，進攻田家鎮之企圖，而田家鎮與半壁山相對，原屬南岸戰區指揮，至九月中旬忽轉屬本戰區。至奉命時，武穴已失守，田家鎮北面各點亦多被敵人佔領，雖本戰區增兵力援田家鎮，而因受四望山敵兵之牽制，遲延至二十六日始進佔香山及二一二六高地，先一日敵已由武穴、松山口突入田家鎮，另一部採反封鎖，我軍急攻不下，田家鎮乃失守。查田家鎮位於長江北岸，自與本戰區休戚相關，倘最初即劃歸本戰區，則本戰區之作戰計劃必包括在內，而賦與右翼兵團保持右翼重要據點之任務，則形勢或較有利也。
8、長官部之位置，關係戰局頗大，如戰區地域過於遼闊，可分設臨時指揮所與情報蒐集所，俾長官及少數幕僚易知作戰情況。長官部位置不宜輕易移動，否則不僅損耗人力、物力，而撤退時影響後方士氣尤大。
戰場雜記
1、湖北位於長江中部，有粵漢、平漢二路貫通其間，有長江、漢水涯聚其中，成為水陸交通之樞紐。武漢三鎮更為全國交通之中心，商業滙萃之所在，故武漢三鎮經濟上之繁榮，自不待言。除三鎮外，湖北其他各縣市地方建設似少注意，以鄂東而論，公路不僅少且無永久性之路面，天雨不僅車不能行，即徒步亦難。既有之通信網，未架長途電話線。至於衛生方面，惡性瘧疾不只戰時妨礙作戰，破壞兵士之健康，即平時住在該地之民眾，亦難免受其侵害。
2、在余解除五戰區司令長官職務回到武漢後，突患風濕症、腰部酸痛，行動困難，後經武漢療養院院長米勒（世界四大名醫之一）之診治、打針，住院一週即告痊癒。以前在戰場上此病未發生，殆為作戰精神壓倒病魔，故未感覺。之後回到武漢，精神稍一放鬆，此病即發作，可見精神力量之重要。
3、武漢撤退時，我等到委員長乘飛機離武漢後，方乘汽車先到鄂北鍾祥與李長官會晤，嗣由鄂西經沙市、常德擬返長沙。當時我所乘者為德製吉甫車，車至十里鋪附近，機件突發生故障，我乃下車等待司機修理。不久，周恩來乘汽車隨後趕至，他一見是我，隨即下車當面相告說：「敵人騎兵先頭部隊已離我等所在地不遠！」並堅邀我同車至長沙。當時我考慮再三，機件何時修好，並無把握，乃上車與他同行。沿途時間漫長，周恩來與我相談頗多，談話內容從他早年在南開念書，及法國留學經過，以至國共合作，抗戰諸問題。聽其談吐，知其常識豐富，是時周恩來任政治部副部長（部長為陳誠，秘書長為賀衷寒），我曾就共黨問題笑對周恩來道：「你們（共黨）未到我們廣西，我很感激！」他回答說：「你們廣西做法，像民眾組織，苦幹窮幹之精神，都是我們同意的，所以我們用不著去。」
4、長期抗戰必須有穩定之政治軍事中心，以便指揮作戰，維繫全國民心、軍心，武漢放棄後，如何健全重慶外圍，使重慶行都穩定，蔣委員長考慮再三，決於桂林增設軍委會委員長桂林行營，指揮第三、四、七、九四個戰區的軍事，以維護重慶外圍。當時委員長徵詢我出任行營主任，仍兼軍訓部與副參謀總長，論才實不敢就；論義，則不容辭，乃接受此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