剿匪時期自民國十六年止於三十六年，其間二十一年，大小戰役無數，我雖未直接參與其事，但每一戰役都是我將士用血肉所塗成。「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擇其重要者加以說明，以便後人了解其間勝敗之原因：
（一）豫、鄂、皖三省邊區剿匪。豫、鄂皖三省邊區剿匪時間在江西五次圍剿之前，雙方用兵十萬以上。始時共匪徐向前之第四軍團盤踞大別山區，三省各自剿討，匪勢日漸強大，蔣委員長見省之力量難以支持，遂於武漢成立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分左中右三路進剿。蔣公自任總司令兼中路總指揮，左路總指揮為何成濬，右路總指揮為李濟琛，分別以大別山之徐向前為攻擊目標。
是時除徐向前外，共匪賀龍之第二軍團以鄂南之洪湖為根據地，四齣擾亂。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淞滬抗日戰事爆發，徐向前乘政府注意力轉移之際，向東流竄佔領安徽之霍邱，渡淮河欲切斷津浦路擾亂抗日之後方，經國軍堵剿後又竄回大別山。賀龍出洪湖欲切斷平漢路，進迫武漢，因國軍嚴密防範，陰謀未逞。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成立後，頒布戰鬥序列與最高指導原則。所謂最高指導原則：「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戰略採攻勢，戰術採守勢」。軍事手段則分隔離、封鎖、包圍、殲滅四階段。
左路軍何成濬由安徽之六安、霍山向西；中路軍由河南之演川、光山、固始向南；右路軍之第三縱隊由湖北之武勝關東向麻城、黃陂壓迫，第四縱隊在羅田、英山堵圍。徐向前因各部隊漸向大別山集中，自知不支，遂由廣水以南向豫、鄂、陝邊界流竄。至此，徐向前之力量雖未被全部消滅，但其老巢金家寨則為國軍所佔領。衛立煌率兵首先攻佔該地，為鼓舞士氣特易名為立煌。
賀龍以洪陽為根據地，經常京擾漢水兩岸應城、天門、潛江、沔陽等地。左路各縱隊得江防艦隊咸陽號、得勝號之協同在新堤、監利等處巡防，賀龍因在漢水兩岸節節失敗，損失重多，率殘部二千餘人北竄欲與徐向前配合，終被國軍圍剿而毀其計劃，乃不得已竄至鶴峯，徐向前則竄至川北。這次圍剿之最大戰果，便是傾覆徐、賀二匪之老巢。此外，用兵之經驗也提供以後江西五次圍剿莫大之參考。
（二）江西圍剿。江西五次圍剿，我因為本身未有參加，只能談其概要。古云：「前車之鑑」，我所以要談這一段，乃希望從經驗中取得教訓。
第一次圍剿：共匪於十九年乘隴海路戰事，所有國軍北調參加討逆，中央之注意力轉移之際，在江西叛亂。前此，共黨實行「立三路線」——城市領導農村——曾經佔領江西之湖口、吉安，湖南之長沙、岳州等地，目的希望煽動農村之暴動，後因匪軍未經訓練，缺少彈藥而失敗。匪黨退回江西老巢後，毛澤東改變戰略以農村包圍城市，組織民眾，提倡黨政軍一元化，化整體為有機體。凡在匪佔領區以內無論老弱婦孺都要接受政治、軍事之訓練，甚至殘廢者也要接受諜報之訓練。因為有此種頑強嚴密之組織，故能實行總體戰，造成廣大的作戰面，國軍凡入其地區，缺乏基層組織，物質之供應，消息之傳遞，完全陷入絕境。匪黨之組織原甚嚴密，用此方法所造成之軍政一體，自然更是堅固無比，故毛澤東能在寧都、東固等地區建立根據地。中央見其勢力日大，遂在南昌成立陸海空軍總司令南昌行營，由第二軍團總司令魯滌平兼任行營主任，調六、九、十九三路軍入江西分進合擊，空軍也協助作戰。當第十九路軍於福建未能如期開赴集中地，而第六、九二路軍又未到齊時，魯指揮直屬部隊第十八師張輝瓚開始進攻。張因軍事戰不敵匪之總體戰，全師覆減，其本人被匪俘虜，被匪梟首釘在木板上由贛江順流而下，影響士氣匪小，檢討此次戰役失敗之原因有：
1、輕敵。當時匪軍之兵力有第一、二、三、四，四個軍團，在民間又有嚴密之組織，我方三路軍都未到達，便下達攻擊令，所以造成十八師全師覆減之慘局。
2、匪的戰術是總體戰，我軍則是純軍事戰，我軍墨守成法，以舊式戰術對新式戰術，其優劣之勢不問而知。
第一次圍剿失敗，影響以後之軍事很大，因為以後之將士聽聞張輝瓚全師覆減，心理上對匪產生莫名之畏懼，無形中增加匪之聲勢。
第二次圍剿：民國二十年一月，匪將得自國軍之槍械，擴張軍力為十一個軍約五六萬人，在江西廣昌、石城、瑞金、閩西、贛粵邊境擾亂。中央遂決定有第二次之圍剿，以軍政部長何應欽將軍指揮剿匪之軍事，代行剿匪總司令職。兵力計有第五、六、十九、二十六四軍，共十一師，匪見何將軍負責剿匪，兵力又比以前增加，遂有的主張（如彭德懷）放棄江西，退入川黔保存實力；有的主張化整為零，最後毛澤東決定反圍剿在現地抵抗。匪之主力集中於黃陂、龍岡，欲引誘國軍深入以便各個擊破。國軍得空軍第一、三、五隊之協助，向永豐、宜黃、南豐、吉安、興國、泰和等地集中，向黃陂、龍岡分進合擊，準備圍匪於贛南。這次軍事之部署與主將人選都比第一次理想，結果還是失敗，考其原因：
1、部隊雖多，未經選擇，因地理、歷史之關係，故存有互相觀望，保持實力之陋習。互信不立，共信不生，所以被匪以內線作戰方式各個擊敗。
2、戰術上還是不重保甲，不重民間組織，以純軍事戰對總體戰，我方之兵力雖比匪軍多一倍，但兵法云：「倍則攻之，十則圍之」。故就兵力而論攻擊則綽綽有餘，包圍則尚感不足。
第三次圍剿：民國二十年五月贛南第二次圍剿失敗後，匪將鹵獲之武器擴編為七軍一師約五萬三千人，佔領廣昌、臨川等地，主力集中於康都、新豐等地，並與贛北、贛西北、贛東北之匪軍相呼應。蔣總司令於六月二十一日親赴南昌策劃第三次圍剿，何部長為前敵剿匪總司令統一指揮，改編各路軍為軍團，分左右兩集團軍進剿，兵力共十一個師一個旅，以及新編之第十三、二十八、七十七、十二等師與第四十三旅。贛州、吉安等地還有守備軍以防止匪軍後竄。各軍以寧都為目標，左右兩集團軍分六路進攻，戰略是將匪軍包圍然後擊破。七月一日開始行動，九月一日至三日國軍先後至黃陂、南康附近，當包圍幾近完成時，廣東因反對南京宣布約法，發生所謂之廣東事件，而日軍又佔領瀋陽，侵略吉林、黑龍江。中央政府於內憂外患交迫之下，不能專心剿匪，第三次剿匪因而停止。
第四次圍剿：二十一年十一月，國軍在何將軍指揮下發動第四次圍剿。毛澤東仍然主張就地反圍剿；周恩來主張乘國軍集中未定時，先各個擊破，雙方爭執不下，後由第三國際裁決，採取周之主張。何總司令分剿匪軍為左中右三路，主力在中路。第一、二、三縱隊向宜黃、臨川以南之金墟、滸灣集中，第十六師為預備隊，由峽江、吉水向樂安、宜黃集中。十一月中旬匪一部進攻陽豐，主力攻金墟、滸灣，擾亂我軍集中地，延誤我軍集中時間。此時，日本入侵我長城，中央調兵北上，第四次圍剿軍事又告停頓。
第五次圍剿：國軍經第一次至第四次圍剿之失敗，損兵折將，尤以武器彈藥損失為多，匪勢因而擴張為三十八個師，八個獨立團，五個獨立營，號稱十五萬人，蔓延至四十餘縣，掠奪民糧民槍勢力愈益雄厚。蔣總司令於二十三年五月，親至南昌行營開會檢討，策定第五次圍剿之計劃。最高指導原則仍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戰略取攻勢，戰術取守勢」，並且第一次運用黨政軍聯合總體戰。軍隊部署分北、西、南、東四路。北路由顧祝同將軍指揮，西路由何鍵指揮，南路由陳濟棠指揮，東路由福建之十九路軍負責，後因閩變改由蔣鼎文負責。此次共調動六十五個師，二個旅，六個團，另有空軍一部，總計兵力約六十二萬。
軍事開始行動時，北路之第八縱隊出匪之不意，攻佔贛、閩邊境之黎川，切斷贛、閩兩省，與贛南、贛西南匪之交通連絡。匪受此打擊殊感困難，屢次想奪回此據點均遭失敗。匪見國軍實力強大，乃煽動李濟琛、陳銘樞在福建叛變，成立「人民政府」，並派兵支援，旨在解除國軍之封鎖，減輕壓力，所幸中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調兵平定。因此次變亂，東路改由蔣鼎文擔任，繼續執行圍剿之計劃。
二十三年二月，東、北兩路軍以分進合擊之姿態向匪軍進攻，築碉堡、修道路逐漸完成匪區之封鎖線。過去，人民在匪之強力壓迫下，不得不替匪工作；於今見國軍得勝，紛紛擺脫共匪殘酷桎梏，組織剷共義勇隊，人心歸向，士氣高昂，我方之軍事著著得勝。匪欲挽回頹勢，經蘇聯之指示以碉堡對碉堡，在驛前、寧都、古龍岡、興國、長汀一線，建築要塞，以圖藉此作頑強之抵抗。國軍見匪改變戰術，乃調整軍隊，以第十縱隊歸北路指揮，繼續向南圍剿。十月，北路軍分三路破匪要塞地帶，佔領石龍、古龍岡、興國，東路佔領寧化與南路相連接，縮小包圍圈。匪知大勢已去，而士兵、人民因國軍包圍缺乏食糧、彈藥。尤以食鹽最為缺乏，據說人體長期缺乏食鹽體力將大為減弱，匪乃不得不設援突圍。南路軍因未遵照中央築要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