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無論軍心、民心、精神上、心理上都一致認定「日本是敵人」。眾人看清了日本攫取東北，要求華北特殊化，其陰謀乃是逼近長江沿岸，佔據中國。二十五年雙十二事變後，蔣委員長回南京，全國軍民團結一致，知識份子之抗日情緒高漲，紛紛要求政府抗日。政府考慮抗日先要團結內部，所以一忍再忍，二十六年蘆溝橋事變發生，政府知道如果再忍，將喪失全國之軍心與民心，乃毅然決然宣布抗戰。當時我方之力量約有二百七十個師。
中央既決定抗戰，八月二日奉蔣委員長電召我，命我入京共赴國難。我與李德鄰先生、李品仙、夏威、廖磊、黃旭初等人商量，眾人皆反對我入京，惟恐中央對我不利。我回家與先室馬佩璋女士商量，她平日雖不過問政治，但了解國家大事，要我自己決定，可說當時只有她一人不反對我入京，給我精神上不少鼓勵。我自己認為「抗日是兩廣素來的主張，也是國民一致的要求，於今，抗日時機成熟，正是吾人報效國家之時。如果自己不到南京，不但辜負蔣公之德意，則往昔所揭示之抗日口號乃是自欺欺人，必將為國民所唾棄。」遂力排眾議，毅然入京。我決定後，立刻覆電蔣委員長表示願到南京。蔣委員長派其水陸兩用座機由德籍駕駛員駕駛至桂林接我。四日下午我由桂林起飛，同行的有潘宜之、黃季陸、劉斐等人。道經南昌，本想著陸休息，因大風雨，機場積水很深不能下降，遂直飛南京，原定在下關機場降落，也因積水而改在南京下關水上機場降落。飛抵南京大約是下午三時，在機場迎接之老友計有張岳軍、何敬之、程頌雲、朱一民、張文白、谷紀常諸先生。當晚蔣委員長在軍官學校召見，並以晚餐招待。後來據他人說我抵南京之第二日，日本報紙報導我入京冠以大標題：「戰神到了南京，中日戰爭終不可避免！」
抵京不久，蔣委員長發表我為副參謀總長，何敬之將軍是總長。（以後訓練總監部改為軍訓部，我奉命以副參謀總長兼任部長職）中央為全面抗戰，在南京召開全國軍事會議，馮玉祥、閻錫山、劉湘都參加，劉湘在會議席上表示決心抗日，願出兵五百萬。有人說馮、閻、劉肯參加會議與我入京有關，我想未必然，因為抗日已是全國一致之要求。
（以上第十一次訪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