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了王曉波和鄭宏銘以後，我發現，找不到碼頭的，可能不只十歲的我。事情不那麼簡單。
曉波，從十歲起，就知道自己和別人不一樣。
他生在一九四三年，跟著憲兵營長的父親，一家人在一九四九年從江西來到台中。有一天，爸爸沒有回家，媽媽也不見了，家中一片恐怖的凌亂。外婆哭著跟曉波解釋：深夜裡，憲兵來抄家，把媽媽帶走了。媽媽正在餵奶，於是抱著吃奶的嬰兒，一起進了監牢。
曉波記得母親在押解台北之前，跟外婆辭別，哭著說，就當她車禍死亡，請媽媽將四個幼兒帶大。
這個二十九歲的年輕女性，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八日執行槍決。曉波再見到媽媽，只是一罈骨灰。營長父親因為「知匪不報」，判處七年徒刑。
十歲的男孩王曉波，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台灣，突然成為孤兒。他帶著弟妹每天到菜市場去撿人家丟棄的菜葉子回家吃。有一次外婆一個人到蕃薯田裡去找剩下的蕃薯頭，被人家一腳踢翻在田裡。
讀書的整個過程裡，除了挨餓之外，這男孩要小心翼翼地不讓同學發現他的「匪諜」身世，但是，老師們都知道。一犯錯，老師很容易一面打，一面就脫口而出，「王曉波站起來，你這個匪諜的兒子！」
王曉波後來在台大哲學系任教時，自己成為整肅對象。被警總約談時，偵訊員直接了當地說，「你不要像你母親一樣，子彈穿進胸膛的滋味是不好受的。」
說起這些往事，他笑得爽朗。所有的孤獨、受傷，被他轉化為與底層「人民」站在一起的「我群感」。他很自豪地說，「我來自貧窮，亦將回到貧窮。」
我一邊戲謔他是「偏執左派」，一邊不禁想到，十歲的王曉波，也一定曾經一個人在木麻黃下面站著吧？
我約了鄭宏銘，跟我一起去新竹北埔的濟化宮，那是一個山裡的廟，聽說供奉了三萬三百零四個牌位。有人從日本的靖國神社，把所有陣亡的台籍日本兵的名字，一個一個用手抄下來，帶回新竹，一個一個寫在牌位上，為他們燃起一炷香。
我想到山中親自走一趟，看看這些年輕人的名字。他們是陳千武、蔡新宗、柯景星、彭明敏、李登輝的同齡少年，只是這三萬多人，沒有機會變老。
和王曉波同樣在一九四三年出生的淡水孩子鄭宏銘，一歲時，開診所的醫生父親被徵召到南洋，上了那條神靖丸。戰爭末期，幾乎每一條曾在太平洋水域行駛的日本船艦，都冒著被炸沉的危險。神靖丸從高雄港出發，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被美軍炸沉。
即使知道要戰敗了，戰爭的機器一旦轉動，是很難叫停的，日本仍舊把台灣的精英，一批批送往南洋。
肅靜的大堂裡，三萬多個牌位整齊地排列，一個緊挨著一個，狹窄的行與行之間只容單人行走，像圖書館中的書庫。有一個身影，正跪在兩行之間，用原住民族語祈禱。鄭宏銘屏著氣，一行一行慢慢地行走，連腳步聲都輕得聽不見。
他在找自己父親鄭子昌醫師的牌位。
宏銘從小就知道自己和別人不一樣。有一天，鎮公所來一個通知，要他們去領父親的骨灰。領到的盒子打開一看，沒有骨灰，只有一張紙。
他不明白，但是察覺到，族人對他特別溫柔、特別禮遇。跟著母親走訪親戚時，雞腿一定留給他。那特別的溫柔，是以父親的喪生換來的。
因為沒有爸爸，母親必須外出打工，宏銘也變成永遠的插班生，跟著母親的工作，從一個學校到另一個學校。因為沒有爸爸，繫鞋帶、打領帶、刮鬍子，這種爸爸可能教兒子的生活技能，宏銘全部自己在孤獨中摸索；他不敢問，因為問了，人家就可能發現他的「身世」。一九四五年再度改朝換代以後，為日本戰死，不是光榮，而是說不出口的內傷。
鄭宏銘的母親找父親的骨灰，找了很多年，到八○年代才聽說，隨著神靖丸沉到海底的骸骨，被安置在靖國神社裡。母親就奔往靖國神社。
「靖國神社」這四個字，在他們所處的周遭環境裡，是一個塞滿火藥、一點即爆的歷史黑盒。對鄭宏銘母子，卻只是「父親你在哪裡」的切切尋找。靖國神社裡並沒有神靖丸喪生者的骨灰，於是鄭宏銘開始認真起來，母親沒有找到的，他想為她完成。
和鄭宏銘在三萬多個靈位中行走，這裡靜得出奇——三萬多個年輕人最後落腳的地方，除了少數家屬，沒有任何人會來到這裡。站到歷史錯的一方去了，你要受得起寂寞。
寺廟外賣紙錢和汽水的婦人說，「起風的時候，暗時，會聽到哭聲從廟裡頭傳出來——」一個本來坐在柱子邊用斗笠遮著臉打盹的男人，突然拿下斗笠，說，「還有人聽見百萬戰馬在跑的聲音——」
在新竹那一天，鄭宏銘沒有找到父親的牌位。走出寺廟，他看來真的有點落寞。
鄭宏銘到今天都還覺得想不透：父親錯在哪裡？診所荒廢了，家裡有年輕的妻，一個一歲大的愛哭愛笑的孩子，醫學院畢業的父親，難道想去戰場赴死嗎？生下來就是日本的國民，難道是他自由的選擇嗎？
王曉波和鄭宏銘，互不相識，但是他們在同一個島上長大，同一年，考進台灣大學。
都是台灣人，但是他們心裡隱忍不言的傷，痛在完全不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