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生來到台灣之後，離開了憲兵隊，變成港警所的警察，所以我的家，在高雄碼頭上。
看著碼頭旁邊那天底下最大的倉庫，不明白為什麼那些人那樣地倉皇無助；那個坐在門邊兩眼無光、心神分離的老婆婆，又為什麼看起來那樣孤單、那樣憂愁？
我也不明白自己。
每天沿著七賢三路，從高雄碼頭走到鹽埕國小，下午又從鹽埕國小走回碼頭，但是同行的小朋友總是在碼頭外面就回頭走了，他們不能進來。我知道我住在一個管制區裡面，碼頭是管制區。為何管制？我不明白。
我站在碼頭上，背著書包，看軍艦。軍艦是灰色的，船身上寫著巨大的號碼。穿著海軍制服的兵，從碼頭一一走上旋梯，不一會兒軍艦甲板上就滿滿是官兵，船，要啟航了。發出的汽笛聲，既優美又有點哀愁，好像整個天和地之間就是它的音箱。
有一次，一個常常從軍艦上帶一整桶冰淇淋來給我們的海軍叔叔很久沒出現，當我們追問冰淇淋的時候，父親說，他「犧牲」了。
我不明白什麼叫「犧牲」。
但是我知道我和別人不一樣。一班六十個孩子裡，我是那唯一的「外省嬰仔」，那五十九個人叫做「台灣人」。我們之間的差別很簡單：台灣人就是自己有房子的人。不管是大馬路上的香舖、雜貨店，或是鄉下田陌中竹林圍繞的農舍，那些房子都屬於他們。你看，房子裡面的牆壁上，一定有一幅又一幅的老人畫像，祖父祖母的、曾祖高祖的。院子裡不是玉蘭，就是含笑，反正都開著奶白色的花朵，有包不住的香。
他們從不搬家。
我並不知道，這些東西，在美君的淳安老家裡，都有。我只知道，沒有誰和我一樣，住在「公家宿舍」裡。公家宿舍，就是別人的房子，前面的人搬走了，你們搬進去，心裡知道，很快又得搬走。前任可能是夫妻兩個，你們卻可有兄弟姊妹四五六七個。臥房反正只有一間，所以你看著辦吧。那被現實培訓得非常能幹的美君，很快就搭出一個克難間，走廊裡再添一張雙層床，也能住下。
台灣人，就是那清明節有墓可掃的人。水光盈盈的稻田邊，就是墳場。孩子們幫著大人抱著錢紙，提著食籃，氣喘喘走在窄窄的田埂上，整個田野都是忙碌的人影，拔草、掃墓、焚香、跪拜、燒紙——一剎那，千百道青煙像仙女的絲帶一樣柔柔飄向天空，然後散開在水光和淡淡天色之間。
墳場外，沿著公路有一排木麻黃。一個十歲小女孩倚著樹幹，遠遠看著煙霧繚繞中的人們。更遠的地方，有一條藍色的線，就是大海。
我也是永遠的插班生，全家人跟著槐生的公職走。每到一個地方，換一個宿舍，又被老師帶到一班六十個孩子面前，說，「歡迎新同學。」當你不再是新同學，有玩伴可以膩在一起的時候，卻又是走的時候了。
美術老師說，「今天你們隨便畫。」很多孩子就畫三合院，短短的紅磚牆圍著屋簷微微翹起的老屋，後面是竹林，前面有水塘，細長腳的白鷺鷥畫得太肥，像隻大白鵝，停在稻田上。
我畫的，往往是船，正要經過一個碼頭。畫得不好，海的藍色忽重忽輕，碼頭好像浮在水裡，船的方向，看不出是離港還是進港。
那種和別人不一樣的孤單感，我多年以後才明白，它來自流離。如果不是一九四九，我就會在湖南衡山龍家院裡的泥土上，或者淳安新安江畔的老宅裡，長大。我會和我羨慕的台灣孩子一樣，帶著一種天生的篤定，在美術課裡畫池塘裡的大白鵝，而不是大海裡一隻小船，尋找靠岸的碼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