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找到了比爾。八十多歲了，住在澳洲雪梨。寫了一個電郵給他，一個小時以後，比爾的回郵就在我的電腦上出現。
他說，並非每一個俘虜營都是地獄，也並非每一個監視員都是魔鬼。被送到古晉俘虜營時，比爾受傷，還有福爾摩沙監視員幫他受傷的手臂細心地做了一個吊帶，以免他接受審訊時傷勢變得更嚴重。
當俘虜營的每日配給定糧降到零的時候——因為日軍自己都沒得吃了，傳染病就像風吹一樣，輕輕一掃，就讓一個人倒地死亡。俘虜們每天都在抬戰友的屍體，挖坑、掩埋，然後用一塊殘破的木板，插進土裡，寫上名字和生死年月。那是一個巨大的亂葬崗。
比爾在山打根作戰俘時，台中的周慶豐是山打根的監視員。幾乎和比爾同年，現在也是八十多歲的周慶豐，住在老家台中。他記得，「阿督（白種人）病亡時，並排躺在地上，以軍用毛毯包裹，夥伴站在身旁，面對面，十分親近。一陣低頭禱告後，失聲痛哭——。」
一九四五年終戰以後，人們才逐漸、逐漸知道，光是山打根比爾所屬的一千五百名澳洲戰俘，三分之一的人受凌虐而死。
東京戰犯審判結果所透露的是，盟軍在日軍俘虜營中總共有三十五萬人，每一百個俘虜中有二十七個人死亡，是盟軍在德國和義大利的戰俘營中死亡率的七倍。高出這麼多，令人驚駭，但是，在日軍戰俘營中的中國人，死亡率比白人要高出更多、更多。
戰爭結束，倖存的比爾，還有堪薩斯農場小黛的爸爸和夥伴們都回家了，福爾摩沙的監視員，走上了他們青春結伴出發時作夢也想不到的命運。在戰後的對日本的審判中，一百七十三個台灣兵被起訴，其中二十六人被判死刑。
翻開台籍監視員起訴書上的「起訴理由概要」，讀來血跡斑斑，怵目驚心：
——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三月三日於拉包爾的丸木附近，將中國俘虜二十四名驅入坑中後以火器殺之。又在三月十一日於同地，以同樣方式殺害中國俘虜五名。
——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於拉包爾謊稱帶三名中國勞動者住院醫療，結果卻將其斬殺。
——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七月四、五日間於拉腦，澳洲俘虜XX在前往作業途中病倒，遭被告踢頭、腹、睪丸，於翌日死亡。
——昭和二十年八月一日於英領北婆羅洲的拉腦附近，非法殺害姓名不詳俘虜約十七名。
二十二歲的的柯景星和其他六個台灣青年同列被告，起訴理由是：
於北婆羅洲的美里及其附近，射殺及刺殺四十六名俘虜。
這七個人一審判決死刑，一個月後再審，改判十年徒刑。
幾個月後，一九四六年初，這些判了刑的台灣青年被送到了新幾內亞的拉包爾。
拉包爾，戰爭時是日軍囤兵重鎮，因此也是盟軍轟炸標的，戰爭後，是太平洋戰區的審訊中心。當盟軍俘虜被解救，一艘一艘船艦來到拉包爾碼頭把他們接走的同時，本來監視俘虜的台灣兵自己一夜之間變成了俘虜，像羊群一樣送進了原來囚禁盟軍的俘虜營。俘虜營的設施他多麼熟悉啊，一切如舊，只是現在俘虜變成了衛兵，衛兵變成了俘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