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時候，比爾才十五歲，他謊報十八歲，就從軍去了，成為澳洲國軍第八軍的士兵，派到新加坡去與英軍並肩作戰，保衛新加坡。冒充十八歲的比爾個子很高，但是一臉稚氣。
和中國的青年一樣，他也想從軍報國，沒想到的是，一九四二年二月五日，日軍開始攻擊新加坡，十萬人的英澳印聯軍在一個禮拜之內就潰不成軍，全數成為俘虜。邱吉爾悲憤地說，這是英國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投降，也是一次最慘重的災難。七月八日開始，比爾和一千五百多個在新加坡被繳械的澳軍被圈起來，分批趕上了大船，直直往北，送到婆羅洲的俘虜營。
如果一個望遠鏡可以又大又高，像一輪滿月一樣高高掛在天上，從它後頭往下看，那麼鏡頭自新加坡往東北挪一下，聚焦在台灣島，就可以看見，一點沒錯，真的是同一天，當比爾和新加坡幾萬個英澳俘虜集體被送往婆羅洲的時候，彰化的柯景星、日月潭的蔡新宗，還有其他上千個台灣少年，戴著嶄新的軍帽剛好踏入嘉義白河的營區，開始學習如何當一個稱職的俘虜營監視員，他們無比認真地練習打耳光、管理囚犯、射擊和操練。
太平洋戰爭在熾熱的沸點上，日軍在泥沼中愈陷愈深，北婆羅洲首府山打根的熱帶叢林中必須空手打造出兩條戰鬥機跑道。於是從印尼擄來三千六百個軍伕，又從各攻掠下的據點運來兩千七百多名盟軍戰俘，開始了奴工式的勞役監管。
比爾被送到山打根時，已經十六歲了。有美術天分的他，把半截鉛筆藏在腳底，在偷來的紙上畫素描；一張一張撲克牌大小的紙，記錄了他所看到的時代。
戰後變成殘酷「虐俘」象徵的山打根俘虜營，在十六歲的比爾印象中，第一個就是鐵絲網。生活在鐵絲網的後面，但是每天出這個大門去做工，俘虜終日勞動，用最原始的工具：鐵鍬、鐵鏟、扁擔、竹籃，以愚公移山的方式建築機場和防空洞。在熾熱的高溫下，很多人撲倒在曝曬的石礫堆裡，或者叢林的熱病襲來，在抽搐中死亡。
福爾摩沙青年在白河所學的打耳光，在這些英澳戰俘的記憶裡是一個最普遍的懲罰公式：
有一天丹尼士和大個子周克放工回寮屋的時候，和往常一樣對門口站崗的日本兵敬禮，不知是因為敬禮動作不夠標準還是那日本兵窮極無聊，他命令兩人面對面站住，丹尼士的高度只到周克的胸膛。
日本兵命他們互打耳光。這是日本兵最常做的消遣。周克就輕輕打了丹尼士一耳光，丹尼士也回打一個。
日本兵大聲喝他們用力——丹尼士知道，如果周克真使力的話，他絕對撐不住。他們互打了幾下，這時日本兵吼著說，「要這樣。」他對準丹尼士的臉就是一記，打得丹尼士連倒退幾步，但是他勉強撐住不倒下，因為他知道，一倒下，日本兵就會過來踹他，踹到他再站起來或者倒地死亡。
可是他的眼鏡被打掉在地上，彎身去撿的時候，日本兵用槍托猛擊他的手，把眼鏡和手指都打碎了。緊接著日本兵就用槍托打他因飢餓而突出的肋骨——
凌虐，也很常見：
有時候，俘虜在烈日曝曬下立正。有時候，被命令雙手高舉一塊重石，日本兵把上了刺刀的槍頂在他雙腋下。丹尼士看過一個少年俘虜被吊在一棵樹上，離地幾呎，日本兵把上了刺刀的槍架在少年人的雙腿之間——
還有一次，有一個蘇格蘭俘虜拒絕簽「絕不逃亡」的切結書，他被雙手反綁，捆在一棵樹幹上，日本兵繞到那樹後面用槍托猛敲樹幹然後就快速讓開，一瞬之間，一陣密密麻麻的紅蟻從樹洞傾巢而出，撲向那綁在樹上的俘虜。
他以同一個姿勢被綁在那兒三、四天之久，大便都流在自己身上。丹尼士不知道他是否倖存——
每天早上都有屍體被拖出去，送到周圍的墓地去葬。
在戰俘口中的「日本兵」，其實不少就是來自福爾摩沙的監視員，他們是站在第一線管理戰俘的人。偷了筆的比爾，像一個不動聲色的攝影師，把俘虜營裡的經歷一幕一幕錄了下來。在他的寫真裡，監視員無時無刻不在：他是資源的配給者，是奴工的監控者，是給牢門上鎖的獄卒，是施暴的權力象徵。比爾甚至目睹一個澳洲飛行員的遭遇：他在監視員的刺刀威脅下，先挖一個坑，然後跪在那坑前，讓「日本兵」用軍刀砍頭。頭和身體，砍了以後，很方便地可以直接滾進坑裡。
同一個時候，在同一個地方，彰化來的年輕的柯景星配著槍枝及五十顆子彈、刺刀、綁腿、防毒面具裝備，接受刺刀、劍術、射擊的訓練。他雖是監視員，但是已獲得命令，準備隨時上戰場，為天皇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