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事情是同時發生、並行存在的。
十二月的大雪紛紛，靜靜覆蓋在蘇北荒原遍地的屍體上，像一塊天衣無縫的殯儀館白布。上海那燈火繁華的城市，在另一種動盪中。十二月二十四日是一個星期五，《上海申報》刊出一則消息：「擠兌黃金如中瘋狂，踐踏死七人傷五十」。心急如焚的五萬市民湧進外灘一個角落申請存兌金銀，推擠洶湧中，體力弱的，被踩在腳下。人潮散了以後，空蕩蕩的街上留下了破碎的眼鏡、折斷的雨傘、凌亂的衣服，還有孩子的孤伶伶的鞋。
南京和上海的碼頭上，最卑微和最偉大的、最俗豔和最蒼涼的歷史，一幕一幕開展。
上海碼頭。黃金裝在木條箱裡，總共三百七十五萬兩，在憲兵的武裝戒備下，由挑夫一箱一箱送上軍艦；挑夫，有人說，其實是海軍假扮的。
南京碼頭。故宮的陶瓷字畫、中央博物院的古物、中央圖書館的書籍、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的檔案和蒐藏，五千五百二十二個大箱，上船。
故宮的文物，一萬多箱，運到台灣的，不到三分之一。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開始，這一萬多個油布包著的木箱鐵箱就開始打包密封，已經在戰火中逃亡了十幾年。
負責押送古物的那志良年年跟著古物箱子大江南北地跑，這一晚，躺在船上；工人回家了，碼頭靜下來了，待發的船，機器發出嗡嗡聲，很遠的地方，不知哪個軍營悠悠吹響了號聲。長江的水，一波一波有韻律地刷洗著船舷，他看著南京的夜空，悲傷地想到：人的一生，能有多少歲月呢？
一月二十一日，北平的市民，包括柏楊、聶華苓、劉紹唐，守在收音機旁，聽見播音員的宣布：
「請聽眾十分鐘後，聽重要廣播。」五分鐘後，說，「請聽眾五分鐘後，聽重要廣播。」第三次，「請聽眾一分鐘後，聽重要廣播。」
傅作義守衛北平的國軍，放下了武器。
十天後，解放軍浩浩蕩蕩進城。街上滿滿的群眾，夾道兩旁。這群眾，大多數是梁實秋筆下的「北平人」，也有很多潰散了的國軍官兵。柏楊、聶華苓這樣的人，冷冷地看著歷史的舞台，心中充滿不安。年輕的大學生卻以「壺漿簞食，以迎王師」的青春喜悅歡迎解放，乘著還沒來得及塗掉國徽的國軍十輪大卡車，在解放軍車隊裡放開喉嚨唱歌。
突然有個國軍少校軍官衝出群眾的行列，攔下卡車，一把抓住駕駛座上的兩個大學生，邊罵邊淚流滿面：「你們這些喪盡天良的大學生，政府對你們有什麼不好？當我們在戰地吃雜糧的時候，你們吃什麼？雪白的大米、雪白的麵粉、肥肉。可是，你們整天遊行，反飢餓，反暴政。你們飢餓嗎？八路軍進城那一天起，你們立刻改吃陳年小米，連一塊肉都沒有，你們卻不反飢餓，今天還這個樣子忘恩負義，上天會報應的，不要認為會放過你們。」
後來在台灣參與了雷震的《自由中國》創刊的聶華玲，剛剛結婚，她竄改了路條上的地名，和新婚丈夫打扮成小生意人夫妻，把大學畢業文憑藏在鏡子背面，跟著逃亡的人流，徒步離開了北平。
後來獨創了《傳記文學》以一人之力保存一國之史的劉紹唐，剛好在北京大學修課，被迫參軍，看了改朝換代之後第一場晚會戲劇。美貌的女主角是一個努力設法改造自己的女兵，穿著一身列寧裝。一個詩人愛上了她，她也回報以無法克制的熱吻，但是當詩人用最深情纏綿的語言向她求婚時，她突然倒退兩步，毅然決然拔出槍來，打死了這個詩人，劇終。這是她為了思想的純正而拔槍打死的第四十一個求愛者。劇本是個俄文改編劇，劇名叫做「第四十一」。
已經成了正式「解放軍」、穿著軍裝的劉紹唐，一年以後，製作了假護照，不斷換車、換裝，像間諜片的情節般，一路驚險逃亡到香港。
這時候，後來成為《中國時報》駐華盛頓特派員的傅建中，是個上海的初中生。北平「解放」以後四個月，在上海的街頭看著解放軍進城。各種節日的慶典，學生被動員上街遊行、唱歌、呼口號，他睜著懵懵懂懂的大眼睛，覺得很興奮，搖著旗子走在行列裡。
七歲的董陽孜——沒人猜到她將來會變成個大書法家，也在上海讀小學，開始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學著扭秧歌，「嗦啦嗦啦多啦多」，六十年後她還會唱。比她稍大幾歲的姊姊，很快就在脖子繫上了紅領巾，放學回到家中，開始熱切而認真地對七歲的陽孜講解共產主義新中國。有一天，姊姊把她拉到一邊嚴肅地告誡：「如果有一天媽媽要帶你走，你一定不要走；你要留下來為新中國奮鬥。」
國民黨的飛機來轟炸上海的工廠和軍事設施的時候，陽孜的媽媽被低空飛機打下來的機關槍射中，必須截肢，成了一個斷了腿的女人。即便如此，兩年後，這行動艱難的年輕母親，還是帶著陽孜和小弟，逃離了上海。
在上海火車站，繫著紅領巾的姊姊，追到月台上，氣沖沖地瞪著火車裡的媽媽和弟妹。
「我到今天都還記得姊姊在月台上那個表情，」陽孜說，「對我們的『背叛』，她非常生氣。」
張愛玲，用她黑狐狸綠眼睛的洞察力，看了上海兩年，把土改、三反、五反全看在心裡，就在陽孜被媽媽帶上火車的同一個時候，也悄悄出走，進入香港。
那都是後來了。當林精武逃出徐蚌會戰的地獄，在雪地裡拖著他被子彈射穿而流血的腳，一步一跳五百公里的時候，上海的碼頭，人山人海。很多人露宿，等船。船來了，很多人上不了船，很多人在擁擠中掉進海裡。
有些上了去的，卻到不了彼岸。
悲慘的一九四八年整個過去了。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除夕的前一夜，冷得刺骨，天剛黑，太平輪駛出了黃浦港。淞滬警備司令部已經宣布海上戒嚴，禁止船隻夜間行駛，太平輪於是熄燈夜行，避開檢查。十一點四十五分，太平輪和滿載煤與木材的建元輪在舟山群島附近相撞，十五分鐘後沉沒。
隨船沒入海底的，有中央銀行的文件一千三百一十七箱、華南紗廠的機器、勝豐內衣廠的設備、東南日報的全套印刷器材、白報紙和資料一百多噸。當然，還有九百三十二個人。
少數的倖存者閉起眼睛回想時，還記得，在惡浪濤天的某一個驚恐的剎那，瞥見包在手帕裡的黃金從傾斜的甲板滑落。一個母親用雙手緊緊環住她幼小的四個孩子。
一九四九年，像一隻突然出現在窗口的黑貓，帶著深不可測又無所謂的眼神，淡淡地望著你，就在那沒有花盆的、暗暗的窗台上，軟綿無聲地坐了下來，輪廓溶入黑夜，看不清楚後面是什麼。
後面，其實早有埋得極深的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