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辦法給你任何事情的全貌，飛力普，沒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麼大的國土、那麼複雜的歷史、那麼分化的詮釋、那麼撲朔迷離的真相和快速流失無法復原的記憶，我很懷疑什麼叫「全貌」。何況，即使知道「全貌」，語言和文字又怎麼可能表達呢？譬如說，請問，你如何準確地敘述一把刀把頭顱劈成兩半的「痛」，又如何把這種「痛」，和親人撲在屍體上的「慟」來做比較？勝方的孫立人看著被殲滅的敵軍屍體而流下眼淚，你說那也叫「痛」，還是別的什麼呢？
所以我只能給你一個「以偏蓋全」的歷史印象。我所知道的、記得的、發現的、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個人的承受，也是絕對個人的傳輸。
有時候，感覺整個荒原，只需要一株山頂上的小樹，看它孤獨的影子映在黃昏蕭瑟的天空裡。
你知道，在一九四五年國共內戰大爆發之前，中國已經打了八年的仗。
你說，對啊，你對德國的歷史老師曾經提出一個問題，他沒法回答。
西方的歷史課本裡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始於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在這一天，德國入侵波蘭。你說，為什麼不把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入侵中國東北，看做世界大戰的起始呢？即使退一步，又為什麼不把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看做開始呢？為什麼德國入侵波蘭就比日本入侵中國，要來得重要呢？難道說，亞洲的戰事，就是不如歐洲白人的戰事？
你這個學生，夠麻煩。
我想說的是，如果你認識到，中國進入戰爭的漩渦，比歐洲要早很多，那麼跟你解釋後面的一九四九，也就比較容易了。我們要記住的是，歐洲打了六年仗之後開始休息，當美國大兵坐下來喝可口可樂，德國的戰俘一火車一火車回鄉，蘇聯人終於開始埋葬他們的親人的時候，中國人又爆發了一場更劇烈的戰爭。他們已經對入侵的日本人打了慘烈的八年，現在繼續打，只不過，現在，槍口對內。他們的武器，來自美國、蘇聯、日本。他們的兵，來自哪裡？
你還是得從八年的抗日戰爭看起，好些鏡頭，像電影一樣流過我眼前。
譬如山東，被日軍佔領之後，成千上萬的孩子就跟著學校流亡，往中國內陸走。十五歲的楊正民——後來成為生物電子工程專家，跟五千個同學一同出發，爬山走路，走到兩腳磨破流血，最後適應了變成像牛馬一樣粗厚的「蹄子」；到了陝西，一路上病的病，死的死，丟的丟，只剩下八百個學生。少年們沿著漢江攀山越嶺，在絕望的曠野裡，突然迎面看見國軍的隊伍，學生們心頭一振。
走得近一點了，小小的正民才看清楚這國軍的隊伍，是這樣的：十五、六個人一組，用鐵鍊和粗繩綁在一起，形成一個人串，無法自由跨步走路，所以推推擠擠、跌跌撞撞的，每個人都面有菜色，神情悽惶。誰說「要大便」了，就解開他的鎖鍊，看守的兵，一旁持槍伺候。
這是一九四三年。
抗戰已經第六年，戰爭報廢了太多年輕的生命，國民政府的徵兵已經到了買兵抓兵的地步。部隊需要員額，有員額才有補給，軍官就四處抓兵，抓得人數多，自己就可以升班長排長。
抓兵，其實就是綁架，只不過，綁架你的是國家。
那麼，八路軍那邊呢？
跟你說瞿文清的例子。這個解放軍的副軍長，當初是怎麼變成「兵」的呢？山東有個地方叫博山，如果你沒聽過博山，那我跟你說，它在臨淄旁邊，離濟南也不遠。臨淄，是的，就是那個「春秋五霸之首、戰國七雄之冠」的齊國繁華首都。春秋戰國是公元什麼時候？我想想，應該是公元前七七○年到前二二一年，與古希臘同時。
日軍佔領了山東以後，父親是煤礦工人的瞿文清一家人就開始逃難，逃難的路上，父親病死了，妹妹餓死了，母親在混亂的人群中不知去向了。十五歲的文清在荒路上放聲大哭找媽媽的時候，碰上一群扛著槍的人走過來，他就跟著這群人開步走，幫他們撿柴燒水打雜，休息時就可以換得一碗粥。
過了一會兒，這群人被另一群扛槍的人不知怎麼打垮了，於是他就跟著這另一群人開步走，撿柴燒水打雜，在路旁喝粥。這群人叫做「八路」。文清不知道「八路」是什麼意思，反正有粥可吃，就跟著走。「班長給件衣服，副班長給條褲子，戰鬥小組長給雙鞋，別人再湊些毛巾、綁腿、襪子什麼的。兩天後發支老套筒。別人子彈一百發，他個小，背不動，給五十發，手榴彈也減半背兩顆。」
礦工的兒子瞿文清，就這樣成了「八路軍」。
日本投降後，中共的部隊以急行軍的風火速度趕赴東北，搶在國軍之前。
「闖關東」的部隊，一半以上是瞿文清這樣的山東少年。這些少年，好不容易盼到了日本戰敗，哪裡願意再離鄉背井，尤其是到比山東更北、更冷的關外。
士兵們紛紛逃走；相對之下，十五歲就背起槍打仗的文清，已經是「老兵」，他必須防止士兵「開小差」。
日本人從前抓了很多中國人，關在集中營裡頭當開礦的苦力。為了防止逃亡，監視員除了層層上鎖之外，勞工們在就寢前會像毛豬一樣被剝個精光，連內褲都收走。現在，為了有足夠的兵員到東北打國軍，自己人也不得不使出日本人對付中國人的辦法來，睡前集體沒收內褲，你若是半夜逃亡，那就一絲不掛地逃吧！行軍時，每個負責任的都有個「鞏固對象」，被「鞏固」的對象到石頭後面大解時，也得有人盯著。
即便如此，少年們拚命逃走。一九四五年九月七日，「東北挺進縱隊」司令員萬毅給上級發電報，說，「部隊採取逐次動員，但逃亡仍嚴重，僅昨夜即逃副排長以下八十餘。」由蘇北出發的三萬二千五百人，一路上少了四千五百人。
這，是一九四五年。那些沒逃走、到了東北的年輕人，就是和國軍打仗的人，他們打，在德惠，在錦州，在四平，在長春，在瀋陽，後來在華北、在山東——
山東，是的，台北也有條濟南路，就在青島路、齊東街、臨沂街那附近，徐州路的北面。
一九四八年東北的遼瀋戰役在九月十二日爆發，濟南之役也箭在弦上。守濟南的國軍有十一萬人，攻城的華東野戰軍用十八萬人在濟南外圍阻擋國軍的外援，用十四萬人進攻孤城，血戰六天之後濟南城破。九萬國民黨官兵「全殲」。
城破之後，解放軍士兵滿街走，二十三歲的盧雪芳小心地走在街上；聽說，對於國軍的眷屬，共軍放行，她去跟他們要路條。
迎面走來一個國民黨的傷兵。傷兵的樣子，讓盧雪芳吃一驚：這年輕人的右眼和鼻子，連上嘴唇，都被削掉了，一整張臉孔，只剩下一隻左眼和右下邊的一點臉肉，中間是紅紅的、敞開的、模糊的肉。沒有人給他上藥，身上一套骯髒破爛的軍服，肩上披著一個破口的麻布袋，走在路上，冷得直發抖。
盧雪芳一下子眼淚湧了上來，卻聽見後面兩個八路兵說，「這就是當國民黨的下場。」
這個年輕的女子不知哪來的青春膽子，竟然轉身就對這兩個兵大聲說：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講他？他算什麼國民黨？還不是跟你們一樣只是一個兵而已。國民黨打敗了，你們勝了，就該趕快把這些傷兵不分彼此送去就醫才對呀，怎麼還說這種話。對自己同胞還這樣，不是比日本人還不如嗎！」
盧雪芳振振有詞說這話的時候，根本還不知道一件事：共軍攻打濟南的策略是「邊打邊俘邊補」，就是說，一打下一個據點，在陣地上當場就清點俘虜，把俘虜頭上國民黨的帽子摘下來，換上共軍的帽子，有時候，甚至直接把帽徽拔下來，然後馬上把俘虜補進戰鬥序列，送到第一線回頭去打國軍。所以共軍說，濟南六天犧牲了兩千七百人，事實上，這數字還不包括那成千上萬的俘虜，一抓過來就被推轉身去抵擋砲火的俘虜。
如果你還願意聽，我就告訴你我的好朋友桑品載的故事。桑品載曾經是《中國時報》的副刊主編，出生在浙江舟山。舟山是一長條的群島，貼著浙江沿海。
啊，我已經先跳到台北南端的大安區去了。那兒有條舟山路，緊貼著台灣大學的校園，看這裡，街道圖上寫著「台灣大學路」，括弧「舟山路」。
國軍從舟山的撤退，當然是個與時間賽跑的祕密行動。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午夜，解放軍在一千公里的長江戰線上兵分三路大舉渡江，摧毀了國軍費盡苦心經營的防線。
四月二十三日，第三野戰軍進入南京，第二天清早，紅旗就插上了南京總統府的大門。
五月二十七日，上海易手，舟山群島的首府定海，成為國軍的反攻跳板了。從台灣起飛的飛機，在定海加個油，就可以飛到華東和武漢去轟炸。
可是中共在蘇聯的協助下，很快就建立起自己的空軍和海軍，準備對舟山群島登陸作戰。孤懸海天之外的舟山，距離台灣太遠了，為了保存十五萬國軍的實力，蔣介石準備舟山的祕密大撤退。
一九五○年五月十二日開始，三十六艘運輸艦、五艘登陸艦，三天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