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景嶺外頭，香港的街上，每年湧進來二十萬人。難民潮裡，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和少年。
蒙古族的席慕蓉在灣仔上小學，多年以後，像古時候的詞，有水井的地方就有人唱，她的詩，在華文世界裡到處被人傳誦。人們問她，你的古典詩的基礎在哪裡形成？她不直接答覆你，只是淡淡地說，她在香港讀小學的時候，老師就教會了她背誦整首白居易的「琵琶行」。她不會講廣東話，但是六十年以後，她還可以用漂亮的廣東話把「琵琶行」一字不漏地背出來。
白崇禧兵退海南島之前，十二歲的白先勇已經被送到九龍避難，文靜早熟的白先勇上喇沙書院。原本沉浸在中國古典戲曲及文學的白先勇在香港第一次接觸英文世界，也開啟了他對現代文學的興趣。一九三七年出生的中國孩子，幼年和少年都是流離。他看過湘桂大撤退的火海，看過南京首都的上層生活，看過上海的繁華與崩潰，如今看見一九四九的香港，看見戰爭的荒涼：「家裡住著很多人，都是需要照顧的親戚和從前的部屬。大樓外面騎樓裡、走廊下，全睡著人，街上也到處是難民。」
一九五二年才到台灣，白先勇成為台灣現代文學的先驅作家。
同一個時間裡，半歲的林百里被帶到香港。他在解放軍攻進上海前一個月出生，營養極度不良。被母親抱在懷裡逃到新界，一家人租了大埔「將軍府」宅院裡頭的傭人間，後面的弟弟妹妹陸續出生在這狹窄的石頭房裡。石頭房太熱了，父親就在屋角裡種爬藤，藤的青葉蓋滿了屋頂。
「將軍府是誰的？」我問。
「翁照桓。」
我睜大了眼睛，「百里，你在大埔家的房東是翁照桓，一九三二年淞滬血戰中發出第一槍的國軍旅長翁照桓？」
是的，林百里說，他還清晰記得小時候，翁將軍把他叫到面前，給他糖果，摸摸他頭，要他努力讀書，將來好好報效國家。
林百里在一九四九年後難民充塞街頭的香港長大。父親和一百萬其他難民一樣，艱難地維生，在中環的香港俱樂部做會計。俱樂部大廳掛著水晶吊燈、鋪著華麗的地毯，白人紳士淑女從大門瀟灑地進出用餐，華人用旁邊的小門。
父親告誡他，「你不可以到前廳去，那個門，是白人走的。」
父親就在側門後面那個只能放下三張小桌的房間裡工作。為了兒子的前途，父親讓長子百里跟在身邊。白天，百里去上學——搭天星小輪過海到尖沙咀，然後改搭巴士到德明中學。大半的時候，為了節省那兩角錢的巴士車資，十三歲的林百里寧可走路四十分鐘到學校。
晚上，父親看著百里做功課；夜靜了，就從辦公桌底下拉出兩張折疊行軍床，在三張寫字桌之間勉強撐開，父子兩人就睡在那無法轉身的小房間裡。燈一滅，香港俱樂部大廳水晶燈那華麗的光，就從門縫裡瀉進來一條細細的線。
這個一九四九年戰火中出生、流離中長大的孩子，六十年後，開創了全世界最大的筆記電腦製造公司。
我問他，「十一、二歲的時候，住在香港俱樂部的『後門』裡，不準進入前廳，一出門又總看見中環光豔奪目的精品櫥窗，你有『難民小孩』的屈辱或不平感嗎？」
「有屈辱感，尤其是看到白人和華人之間地位的差別，所以我的民族情懷是很深的，但是看到美麗的櫥窗，我沒有不平感，」林百里笑笑地說，「我只有想：有一天，我要買得起它——如果我要的話。」
秦厚修是從澳門上岸的，海上很黑，大船在海上劇烈地搖晃，等小船過來接駁；從大船踏上搖晃得更厲害的小船時，踩空了，差點摔進海裡。秦厚修帶著一個還沒上小學的女兒，肚子裡還懷著一個，踏上澳門，馬上轉香港。丈夫馬鶴凌在碼頭上焦急等候。
秦厚修得馬上找工作。她和親友合夥在青山道附近頂下了一個洗衣店。然後又在一九四九年新開張的大型遊樂園——荔園，找到一份工作：收門票。
荔園開張，是一九四九的香港大事，付港幣五角，可以入場，摩天輪、碰碰車、哈哈鏡、遙遙船、過山車，還有一個香港唯一的真雪溜冰場。
「可是，應台你要知道，那時沒有票的，你丟錢進去，有一個閘門，我就坐在閘門旁邊用腳踩一個控制，一踩，繳了錢的人就可以進來，每天就做這個。一個月薪水三百塊錢，要養好多人。」秦厚修說。
荔園月薪三百塊？我想到，同一個時間點，錢穆創了新亞書院，自己的月薪是兩百塊——現在我知道那是多麼微薄了。
「滿辛苦的，」我說，「馬媽媽，可是那時你肚子裡的孩子已經出生了，你出來工作，誰管那吃奶的嬰兒呢？那時你先生也在找工作吧？」我問。
「家裡還有一個奶奶幫忙，還有姑爹，而且，逃出來的親戚那麼多，每天都有人來借錢，他們也幫忙。」
厚修的孩子在東華三院之一的廣華醫院出生了，馬家唯一的男孩。
父親久久思索，在這樣的離亂不安中，對孩子如何期待？
他為孩子取名「英九」。
這孩子長大以後，成了中華民國總統。介紹自己的時候，他會笑說，我是「大陸醞釀、台灣製造、香港交貨」。
「我也記得，」秦厚修說，「有一天馬爸爸說要去調景嶺，聽說救災總會的人到那裡發救濟物資，結果回來了，也不過發了幾塊肥皂吧？那時候，也有『第三勢力』來找他，但是他沒去。」
「第三勢力」這個詞這麼順溜地從馬媽媽嘴裡冒出來，讓我吃了一驚。很少人知道這是什麼了，向來對政治沒興趣的她竟然記得。
一九四九年落腳在自由的香港，有很多關心國是的知識分子，他們既無法接受共產黨的意識型態，也不欣賞蔣介石的領導，這時美國已經開始在亞洲做大規模的反共佈局，提供資源，於是一個名為「自由中國運動」的「第三勢力」，就開始醞釀了。中情局結合流亡人士，有計畫地訓練獨立於台灣之外的反共游擊隊。
調景嶺有很多年輕的國軍官兵，也有很多失學失業的青年，不管是為了生活的基本維持，還是因為胸中懷抱著經國濟世的熱情，當他們聽說有個學校招生培訓，為了建立一個美好的「自由中國」，很多人去了。
學校設在塞班島；「塞班」，是殘酷血戰的代名詞，在關島附近，面積比香港島略小，戰前是日本領土。一九四四年美軍強攻塞班，日軍戰死三萬多人，守將南雲忠一自殺。三萬居民中，兩萬多人死於戰火，另外四千多個老弱婦孺跳懸崖自殺。
受訓的年輕人學習爆破橋梁、搶灘登陸、打陣地戰等，還有跳傘。在塞班幹校訓練一年零兩個月以後，學員就被送回日本基地，最後的主要任務是：空投大陸。四人一個空投小組，選擇的空投點通常是游擊隊員的家鄉。山東流亡出來的，空投山東；湖南出來的，空投湖南，因為你必須對那個點的周遭環境，瞭如指掌。
在港大的教授餐廳裡與蔣震閒聊一九四九——對於像他這樣從一九四九年的艱辛中白手起家的人，我有一種特別的尊敬。不知聊到了哪裡，我隨意說，「我發現關於香港的『第三勢力』的資料特別少，問了很多香港人，也問不出個所以然來，好像誰都不知道似的。」然後我給自己加點咖啡。
蔣震接過去說，「是啊，自由中國運動。」
我嚇了一跳，咖啡壺在我手上懸在半空——會把「自由中國運動」這幾個字這麼不經思索說出來的，歷史學者除外，我還是第一次碰到。
蔣先生知道內情？
他看著我吃驚的神情，笑了，說，「我就去了塞班島！」
蔣震是香港極受尊敬的實業家。一九二四年出生在山東河南交界的荷澤，一個極為貧困的家庭。和千萬個與他同時代的愛國青年一樣，他也當了兵，從山東一路打到廣州，部隊潰散，他就隨難民潮來到了香港。
所有的苦工，他都做過，在碼頭上扛重物、在紗廠裡打雜、在礦場裡挖地。一九五八年，三十五歲的蔣震拿出僅有的兩百港幣，和朋友創設機器廠，發明了全世界第一部十盎司螺絲直射注塑機，奠定了他的實業王國。為了回饋鄉土，他又成立基金會，專門扶植中國大陸的工業人才培訓。
蔣震說，要從調景嶺說起，因為他也進了調景嶺難民營。
「啊——」我看著他，「沒想到。那——您原來屬什麼部隊？打過什麼戰役？」
「整編十一師。打過很多仗，譬如南麻戰役。」
我看著這位極度樸實的靄靄長者，簡直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
一說「整編十一師」，一說「南麻戰役」，我就知道他真正經歷過了什麼。我一時無法把「香港實業家蔣震」與胡璉將軍的彪悍十一師和可怕的南麻血戰做連接。
一九四七年七月，整編十一師在山東南麻就地防守，廣設防禦工事，周圍建築了上千座大大小小的子母地堡，縱橫交錯。解放軍的名將陳毅和粟裕以五倍於國軍的兵力主攻。激烈的砲火交織七天七夜，戰役結束之後，解放軍損失慘重，宣稱一萬四千人陣亡，國軍方面則公布「殲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