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不太談自己的來歷。如果台灣人在一個晚餐桌上，閒聊時還可能偶爾提及「我爸是民國三十八年從青島過來」這樣的話題，因而透露了自己的出處，香港人很可能彼此在一個辦公室同事三十年，不知道彼此都是寧波人，會說上海話，而且都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前後抱在媽媽懷裡過了羅湖口岸的。
他們工作的壓力太大，工作的時間太長，現實的滾動速度太快，每個人，都在當下的軌道上專心一意地拚搏向前。經濟的成就、專業的高標準、現代化的領先，是靠一種力爭上游的拚搏意志得到的。
粵文化生命力強韌，像海洋裡的漩渦一樣有巨大的吸力和同化力，一九四九年流過來的百萬人潮，一過口岸，就進入這個文化和語言的大吸器、大熔爐裡。無法融入的，或者設法離開，或者就被淘汰。融入的，六十年後，你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九四九的遷徙者。
於是，從外面看起來，七百萬香港人，就是一個整體，都是說廣州話的香港人。
你要跟他們坐下來，一個一個幾近不禮貌地打破沙鍋問到底，才赫然發現，原來每一個香港人都深藏著一個身世的故事；很多、很多的故事，都來自江海動盪的一九四九。
戰火像一團一團燃燒彈一樣在中國大陸的土地上炸開，從東北、山東到河南，一片焦土，幾千萬的難民流離於途中，香港，自然成為一個生命閥。北方每爆發一波戰爭，香港就湧進一波難民，一波一波進來。一九四九年的上環，西營盤一帶，九龍的鑽石山一帶，滿街都是露宿的難民。
一九四五年日本人撤走時，香港剩下六十萬人，一百萬人避難離去；一九五一年，島上已經有了兩百零七萬。那突然冒出來的，一部分固然是逃避日本人的如今回籠，一部分，卻是國共內戰的新難民，有上海紗廠的大老闆，把整個工廠的工人都帶了來；有國民政府中曾經身任要職的高官、國軍中曾經是抗日英雄的將領和軍官，有地方政府的縣長、局長和大學的校長，有不願意繼續跟蔣介石去台灣的立法委員、國大代表，有媒體主筆、學界泰斗、作家和藝術家，有知識界的清流，有高僧大儒，有神父和修女。然而更多的，當然是無家可歸、流離失所的普通人，攜兒帶女，還有成千上萬的傷兵，在某一次戰役中變成殘廢。
那是一個多麼熟悉的情景：斷了腿的傷兵，腋下拄著柺杖，衣服骯髒，獨自站立在陌生的街頭，不知往哪裡去；很多，還是少年。
救急救難的東華醫院出面收容難民，消息一傳開來，闖過了羅湖的人，潮水一般湧到東華。一九四九年冬天，也就是黃傑的殘部和豫衡聯中的孩子們被逼進十萬大山和越南邊境的時候，東華醫院開始照顧難民。半年之內，收容了八千兩百多人，其中殘廢的人佔極高的比例，將近兩千。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剛好是韓戰爆發後的一天，七千個難民被送到吊頸嶺。極有效率的港府，一天之內全部運送完畢。
吊頸嶺在九龍半島的東端「魔鬼山」的一片荒涼山坡上。這個無人的荒地，有一個廢棄的麵粉廠；一九○五年，加拿大籍的香港公務員倫尼，買下了這片荒地，建了一個麵粉廠，沒想到三年之後破產，倫尼就用繩子吊著自己的脖子，綁上巨石，然後還跳海。工廠所有的機器被債權人搬走，原來運貨的小碼頭荒廢，山坡上的廠房逐漸變成猙獰的廢墟，從此以後，魔鬼山本來叫「倫尼麵粉廠」的這片山坡，就被稱為「吊頸嶺」。
港府聰明的公務員，將「吊頸嶺」正式改名為「調景嶺」。
七千個人只是登記領飯票的，其實還有沒登記的五、六千人，最高峰時，近兩萬人住在調景嶺營區內，包括八百個孩子。國軍和眷屬大概佔一半以上，湖南和廣東籍的最多，但是也有來自青海、西康、甘肅和熱河省的，東北的傷兵和難民也不少。
這是一個沒水沒電沒路的荒山，一切從頭開始。港府已經在山坡上築構了上千個A字形油紙棚，一個棚住四個人；三十個大葵棚，分婦女組、醫務組、平劇社、自治糾察隊等等單位進駐，一個大葵棚容納七十個人。社會局供給難民的配額是每天每人白米十八盎司、肉和魚二盎司、青菜八盎司、腐乳或鹹魚二盎司。每隔一天，民福電船運送麵包過來，汽笛一響，赤腳的孩子們就飛奔到碼頭上，興奮地喊著「麵包船來了！麵包船來了！」
大人則十人一組，每天兩次，排隊去領飯。飯領回來，坐下來同吃的卻有十四、五個人，那沒有飯票的，也是同鄉同學同是天涯淪落，難民互相扶持。和一般難民營不一樣，調景嶺難民裡頭，真正的臥虎藏龍。隨便看過去，在山路上扛著一袋麵粉正迎面走下來的，可能就是個「營長」。譬如一九二○年出生在廣東增城的陳寶善。
寶善十八歲讀高中時，日本人已經快要打到廣州了，不顧父親的反對，毅然決然去報考中央陸軍官校，考取了，跟其他幾個同學從廣州沿著溪谷，翻山越嶺，一路徒步，足足走了兩個多月，走到貴州獨山。到了獨山之後，這滿腔報國熱情的青年人才發現，報國的開始就是在荒山裡建營房。上山伐木，從山上把巨大的木頭扛下來，蓋教室、宿舍。沒有米，他們就走三十公里的山路，去扛米，如同勞役營一樣的艱苦。一九四二年，堅持下來的寶善成為正式的軍校十七期畢業生。蔣委員長發給每一個畢業生一把劍，上面寫著「成功成仁」四個字。
陳寶善開始和日軍作戰，在槍林彈雨中實踐他的愛國抱負。抗日戰爭之後，國共內戰爆發，他從山東的戰場打到徐蚌會戰。碾庄被包圍時，天寒地凍，傷兵遍野，他自己也受傷了。
這就是五十五萬國軍被「殲滅」的戰役。陳寶善帶著傷，輾轉到南京，然後是廣州，最後是香港。在調景嶺，那麼多年之後，他還會跟你說：
這幾十年來，我一幕幕回想，真是作夢也沒想到，我們會落敗到這種程度！我們在徐蚌會戰以前一直都沒打敗仗的——他們的訓練不如我們，補給也不好。我輕視他們，我會以一個營打他們的一個兵團二萬多人——我們仗打得很好，為什麼會跑到香港來呢？我能說出的原因是，軍心變了。不然怎會垮得這麼厲害呢？
一九四九，在華東醫院和調景嶺，每天上午和下午分兩次，難民排隊領飯，你可能看見陳寶善在行列裡，他二十九歲，眉宇間有股掩藏不住的英氣，但是神情抑鬱；如果你不細心，你就不會想到，他曾經懷抱著多麼大的熱情，把自己奉獻給他的信念：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