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漢鐵路是條有歷史的老鐵路了，一八九八年動工，一九三六年才全線完成，也就是說，在戊戌政變的時候開工，到抗戰快要爆發的時候完工，花了三十八年，總長一○九六公里。
從武昌南下廣州，在湖南接近廣東交界的地方，粵漢鐵路上有個很小的車站，叫棲風渡。中央研究院院士、歷史學家張玉法，記得這個小站。
十四歲的張玉法和八千多個中學生，全部來自山東各個中學，組成聯合中學，跟著校長和老師們，離開山東的家鄉，已經走了一千多公里的路。搭火車時，車廂裡塞滿了人，車頂上趴滿了人，孩子們用繩子把自己的身體想方設法固定在車頂上，還是不免在車的震動中被摔下來。火車每經過山洞，大家都緊張地趴下，出了山洞，就少了幾個人。慌亂的時候，從車頂掉下來摔死的人，屍體夾在車門口，爭相上車的人，就會把屍體當作踏板上下。
八千多個青少年，背著行囊。所謂行囊，就是一隻小板凳，上面疊條薄被、一兩件衣服，整個用繩子綁起來，夾兩支筷子。到了沒有戰爭的地方，停下來，放下板凳，就上課。通常在寺廟或是祠堂裡駐點，夜裡睡在寺廟的地上，鋪點稻草；白天，每個人帶著一個方塊土板，坐在廟埕的空地或土牆上，把老師圍在中心，就開始聽講。用石灰，或甚至石塊，都可以在土板上寫字。
我聽著聽著不免發呆：這是什麼樣的文明啊，會使你在如此極度的艱難困頓中卻絃歌不輟？
餓了，有時候到田裡挖芋頭吃，帶著土都吃；沒得吃的時候，三三兩兩就組成一個小隊伍，給彼此壯膽，到村子裡的人家去討食。有點害羞，但是村人開門看到是逃難來的少年，即使是家徒四壁的老爺爺，也會拿出一碗粥來，用憐惜的眼光看著飢餓的孩子們。
湖南人對外省人最好，張玉法說，因為湖南人幾乎家家都有自己的兒子在外面當兵——可能是國軍，也可能是解放軍，所以他們常常一邊給飯，一邊自言自語說，唉，希望我的兒子在外面，也有人會給他飯吃。
一九四九年端午節，大軍海上撤退，管管在青島被抓伕的當天，八千多個山東少年到了棲風渡。長沙也快要開戰了，他們只好繼續往南，計畫到廣州。到了廣州然後呢？沒有人知道。
棲風渡是個很小的站，看起來還有點荒涼，可是南來北往的火車，在這裡交錯。少年們坐在地上等車，一等就是大半天，小小年紀，就要決定人生的未來。搭南下的車，離家鄉的父母就更遙不可及了，而且廣州只是一個空洞的概念，一個舉目無親的地方。搭北上的車，馬上就回到父母身旁，但是一路上都是砲火燃燒的戰場，一定會被抓去當兵，直接送到前線，不管是國軍還是解放軍。戰死或被俘，總歸到不了父母的面前。
很多少年少女，就在那荒涼的車站裡，蹲下來痛哭失聲。
玉法的二哥，十七歲，把弟弟拉到一旁，說，我們兩個不要都南下，同一命運，萬一兩個人都完了的話，父母親就「沒指望了」，所以把命運分兩邊投注；我北上，你南下。
二哥決定北上到長沙報考，到處都是孫立人招考青年軍的佈告。
北上的火車先到，緩緩駛進了棲風渡；張玉法看著親愛的哥哥上車，凝視著他的背影，心裡感覺到前所未有的孤獨。
五十年以後，自己的頭髮都白了，玉法才知道，二哥這一夥學生，沒抵達長沙；他們才到衡陽，就被國軍李彌的第八軍抓走了。跟著第八軍到了雲南，跟龍雲的部隊打仗，二哥被龍雲俘虜，變成龍雲的兵，跟解放軍打仗，又變成解放軍的俘虜，最後加入了解放軍。但是解放軍很快地調查發現他是地主的兒子，馬上遣送回家，從此當了一輩子農民。
在棲風渡南下北上交錯的鐵軌旁，深思熟慮的二哥刻意地把兄弟兩人的命運錯開，十四歲的小弟張玉法，確實因此有了截然不同的命運，但是，那純是偶然。
八所山東中學的八千個學生，從一九四八年濟南戰役、徐蚌會戰時就開始翻山越嶺、風雨苦行，一九四九年到達廣州時，大概只剩下五千多人。廣州，也已經風聲鶴唳，有錢也買不到一張船票了。為了讓五千個學生能夠離開廣州到安全的台灣，校長們和軍方達成協議：學生准予上船，送到澎湖，但是十七歲以上的學生，必須接受「軍訓」。
七月四日，幾千個學生聚集在廣州碼頭上，再度有一批少年，上了船又走下來，走了下來又回頭上船；於是危難中命運再度分開「投注」：如果姊姊上了船，那麼妹妹就留在碼頭上。
巨艦緩緩轉身時，那倚在甲板上的和那立在碼頭上的，兩邊隔空對望，心如刀割。軍艦駛向茫茫大海，碼頭上的人轉身，卻不知要走向哪裡。
上了船的少年，不過一個禮拜之後，就面臨了人生第一次慘烈的撞擊。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三日，澎湖。
年齡稍長但也不滿二十歲的學生，以耳語通知所有的同學，「他們」要強迫我們當兵，我們今天要「走出司令部」。同學們很有默契地開始收拾行囊，背著背包走出來，卻發現，四面都是機關槍，對準了他們。
所有的男生，不管你幾歲，都在機關槍的包圍下集中到操場中心。司令官李振清站在司令台上，全體鴉雀無聲，孩子們沒見過這種陣仗。張玉法說，這時，有一個勇敢的同學，在隊伍中大聲說，「報告司令官我們有話說！」然後就往司令台走去，李振清對一旁的衛兵使了個眼色，衛兵一步上前，舉起刺刀對著這個學生刺下，學生的血噴出來，當場倒在地上。
張玉法個子矮，站在前排，看得清清楚楚刺刀如何刺進同學的身體。看見流血，中學生嚇得哭出了聲。
不管你滿不滿十七歲，只要夠一個高度，全部當兵去。士兵拿著一根竹竿，站到學生隊伍裡，手一伸，竹竿放下，就是高矮分界線。張玉法才十四歲，也不懂得躲，還是一個堂哥在那關鍵時刻，用力把他推到後面去，這懵懵懂懂的張玉法才沒變成少年兵。
個子實在太小、不能當兵的少年和女生，在一九五三年春天被送到台灣南部的員林，組成了「員林實驗中學」。喜歡讀書深思的張玉法，後來成為民國史的專家，一九九二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為這五千個孩子到處奔波、抗議、陳情的，是一路苦難相攜的山東師長們。他們極力地申辯，當初這五千個孩子的父母把孩子託付給他們，他們所承諾的是給孩子們教育的機會，不是送孩子們去當兵。作為教育者，他們不能對不起家鄉的父老。
七月十三日操場上的血，滴進了黃沙。五個月以後，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一，上班上課的日子，所有的人一打開報紙，就看見醒目的大標題：
台灣豈容奸黨潛匿，七匪諜昨伏法！
你們逃不掉的，昨續槍決匪諜七名。
以煙台中學校長張敏之為頭，為山東流亡少年們奔走疾呼的七位師長，全部被當作匪諜槍決。
去年此時，徐州的戰場上，五十五萬國軍在「錯誤」的指揮下被包圍、被殲滅、被犧牲。所謂「錯誤」的指揮，後來才知道，關鍵的原因之一就是，共產黨的間諜系統深深滲透國軍最高、最機密的作戰決策，蔣介石痛定思痛之後，決定最後一個堡壘台灣的治理，防諜是第一優先。
很多殘酷，來自不安。
為了能夠平平順順長大、安安靜靜讀書而萬里輾轉的五千個師生，哪裡知道，他們闖進了一個如何不安、如何殘酷的歷史鐵閘門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