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裡常常沒飯吃，正在發育的槐生，有時餓得暈眩，但是他不敢說——他知道在家裡等著他的母親，比他還餓。貧窮的孩子，太早學會體恤。
後來，他常跟我們說，有一次，他放學回家，下大雪，冷得手發紫、腳抽筋，餓得發昏，跑了幾里的結冰的山路回到家，一踏進門——我們，槐生在海島長大的兒女們，就用混聲合唱，充滿嘲諷，回說——「你媽就拿出一碗熱騰騰的白米飯——」
我們的意思是，天哪，這故事你已經講一萬遍了，跟你求饒吧！
但是槐生渾然不覺兒女的嘲諷，繼續說，而且還站起來，用身體和動作來具體化當天的情景：
「我進門，媽媽站在那裡，高興地看著我，手裡拿著那碗白飯，我心裡想，平常連稀飯都不見得吃得到，今天怎麼竟然有白米乾飯。我就伸手去接，可是，因為眼睛被白雪刺花了，才接過來要放桌上就掉在地上了，嘩一聲打碎在地上——」
我們像希臘悲劇合唱團一樣插入旁白，「然後你媽就哭啦——」
槐生沉浸在他緊密的記憶隧道裡，接著說，「對啊，她誤會我了，以為我生氣，因為只有白飯沒有菜，而且她自己一天都沒吃，就為我省這一碗飯——」
我們還要繼續混聲合唱，槐生已經淚流滿面。他從西裝褲袋裡拿出他那一輩人會用的手帕——疊成四方塊，印著格子的棉手帕。
見父親泣不成聲，我們才住手，不吭聲。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看他哭。
他每次從抽屜裡拿出那雙布鞋底來的時候，也哭。
槐生這個獨子，十五歲離家。那是一九三四年，正是《衡山縣志》上說「飢民採野草、剝樹皮、挖觀音土充飢。秋，旱災慘重，近百所小學停辦」的那一年。一根扁擔挑著兩個竹簍到市場去買菜，槐生看到火車站前面憲兵在招「學生隊」，這半大不小、發育不良的十五歲的少年，不知道心裡怎麼想的，把扁擔和菜簍交給龍家院同來的少年叫「冬秀」的，就兩手空空地跟著憲兵走了。冬秀回來說，槐生冒充十八歲。
六十年後，當我讀到前輩作家王鼎鈞的自傳《關山奪路》時，我才能想像，喔，那一天，在衡山火車站，槐生大概看見了聽見了什麼。
一九四五年，那時槐生已經是憲兵排長了，十九歲的中學生王鼎鈞也聆聽了一個憲兵連長的「招生」演講。連長說，「憲兵是『法治之兵種』，地位崇高，見官大一級。憲兵服役三年以後，由司令部保送去讀大學。（連長）很懂群眾心裡和演講技巧，引得我們一次又一次熱烈鼓掌。」
入伍之後，才知道，完全不是這麼回事。王鼎鈞說，這是「以國家之名行騙」；以後的幾十年中，他都無法原諒這場龐大「騙局」的製造者——國家。
槐生脫離了民不聊生的家鄉，沒想到，在憲兵隊裡卻同樣吃不飽。每天餓著肚子上課、出操、打野外，地位「崇高」的國家「法治之兵種」滿地找花生地瓜、偷野菜來充飢。有一次打野外回來，一半的人口吐白沫，暈倒在地上。
槐生最後一次看見自己的母親，就是一九四九年，乘著一輛火車，路過衡山，匆匆要母親來車站一會。十五歲離家的兒子，這時已經是憲兵連長，帶著整個憲兵隊，經過衡山但無法下車回家。
槐生的農民母親從山溝裡的龍家院走到衡山火車站，一看滿車官兵，蓄勢待發，慌忙中，她從懷裡掏出個東西來，是一雙白色的布鞋底。槐生要路過的消息來得太晚，她來不及做好整隻鞋，只好把鞋底帶來。一針一線縫出來的，粗粗的線，紮得非常密實。
在客廳裡，爸爸把我們叫到他跟前，手裡拿著那雙布鞋底，走過大江大海大離亂，布的顏色，已經是一種蒼涼的黃色。槐生說，我要你們記住，這雙鞋底，是你們的奶奶親手縫給我的——
我們無所謂地站著，哎，這是哪裡啊？這是一九六四年的台灣苗栗縣苑裡鎮耶，誰見過布鞋，誰管它是誰做的、誰給誰的什麼啊？
槐生從褲袋裡掏出那方格子手帕，開始擦眼淚。
等兄弟們都被允許「解散」了，我這唯一的女生又單獨被留下來。
槐生坐進他那張矮矮的圓形破藤椅，雖然有個破電扇開著，他還是搧著一把扇子，說，「來，陳情表。」
十二歲的龍應台，站在她父親面前，兩手抄在背後，開始背那篇一千七百年前的文章第一段：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
城南小學早已拆了，聽說，就遷到了龍家院的山坡上，現在叫做「百葉小學」。我說，應揚，那陪我去看看。
到了山坡上的百葉小學，老師聽說我是為了十五歲就離家的槐生而來的，年輕的老師把「陳情表」第一段工整地用粉筆抄在黑板上，一班四十個孩子，坐在牆壁斑駁的教室裡，清清朗朗地念出來：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
這是第一次，我聽見「陳情表」用湘楚之音朗誦；童聲的混合音，從校門口田埂走過的農民也聽見了。那陰陽頓挫之處，跟槐生當年念給我聽的，竟是一模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