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應揚走在田埂上，幾株桃樹，枯枝椏上冒出了一粒粒嫩色的苞，襯著後麵灰色的天空和黛色的山巒起伏，像一個超大的美麗畫布，前景還有一隻水牛坐在空地裡，悠悠晃著尾巴趕果蠅，一派恬靜悠閒的農村風光。槐生，一個中國農村的孩子，非常具體的，就在現在我踩著田埂的龍家院的土地上長大。
一個出生在一九一九年的湖南小孩，他的這片土地，是怎樣的一片土地呢？
我翻開《衡山縣志》。
槐生出生的前一年，民國七年，等著他到來的世界是這樣的：「四月，北洋軍閥吳佩孚部隊與南軍在湘江、米水沿岸混戰，姦淫擄掠。青壯男女進山躲兵，成片稻田荒蕪。七月，苦雨、兵災、水災交加，農民苦不堪言，拖兒帶女，外出逃難」。
槐生兩歲那一年，衡山「五十多天不雨，田土俱涸」，「飢民成群外出乞食，或以野草充飢」。
五歲那年，大水滾滾從天上來，「湘江、米河沿岸民房未倒塌者寥寥無幾，災民露宿兩三個月之久」。
十二歲那年，「大雨兼旬，山洪驟發」。
十五歲那年，「久晴不雨，大旱成災——飢民採野草、剝樹皮、挖觀音土充飢。秋，旱災慘重，近百所小學停辦」。
十七歲那年，山洪爆發，「農民外出成群乞討」。
十八歲那年，絲蟲病流行，湘江、水暴漲，衡山重災。
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那一年，大旱，加上兵燹，大部分田土失收。秋天，瘧疾流行，衡山死亡兩千多人。國共戰爭全面爆發、烽火焦土的一九四六年，縣志是這麼寫的：
衡東境內發生嚴重飢荒——飢民覓食草根、樹皮、觀音土，霞流鄉餓死一百八十九人，沿粵漢鐵路一線有數以萬計的人外出逃荒。
六月，天花、霍亂流行。秋，患病率達百分之二十四，死亡率逾百分之五，邊遠、偏僻山區缺醫少藥，情況更為嚴重。莫井鄉八三五五人，患瘧疾的達四二一一人。
唉，我再往前翻翻，看看比槐生早生十幾年的湖南孩子怎麼長大，縣志說的簡直就一模一樣：
民國三年，軍閥作戰，衡山境內初等小學由一百六十所減至十八所。
宣統元年（一九○九），水旱蟲災交加，農民靠樹皮、野草充飢，成群結隊出外乞討，賣兒鬻女，死於溝壑者比比皆是。
光緒三十二年（一九○六），連降暴雨，湘江、水橫流，發生「光緒丙五」大水災。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大旱災。災情慘重。
沈從文這個湖南孩子就比槐生大十七歲，一九○二年出生在湘西鳳凰鎮。
九歲那一年，也就是一九一一辛亥革命的時候，野孩子沈從文看見的家鄉是「一大堆骯髒血污的人頭，還有衙門口鹿角上，轅門上，也無處不是人頭」。
革命失敗了，官府到處殺造反的人。刑場就挑在沈從文常逃學玩水的河灘上。每天殺一百個人左右，看熱鬧的大概有三十個。抓來殺頭的，基本上都是無辜農民，後來殺的實在太多了，就把犯人趕到天王廟大殿前，擲筊。順筊開釋，陰筊殺頭。該死的農民，自動走向左邊去排隊，該活的，走向右邊。沒有人抱怨。
調皮的孩子每天到河灘上去看砍頭，一二三四屈指數屍體，要不然就興高采烈地跟著犯人到廟前看擲筊。人頭砍下之後，地上一灘血，那看熱鬧的大人們，欣賞殺頭之後，品頭論足一番，還要前去用腳踢踢那屍體，踹踹他肚子，最後覺得玩夠了，無聊了，便散開去。
一九一八年，十六歲的沈從文已經從軍，跟著地方部隊去「清鄉」。「清鄉」就是去鄉下搜索所謂的各路「土匪」。一到，成群的農民就被繩子捆了來，先打一頓皮開肉綻的板子，再加一頓呻吟慘叫的夾棍；酷刑之下，超過半數的人畫了供，第二天俐落地推出去砍頭。
沈從文在一年多一點的時間裡，看了七百個人頭噴血落地。前兩年，地方道尹已經殺了兩千多人，一九一七年的黔軍司令，又殺了三千人。現在輪到沈從文的衛隊，「前後不過殺一千人罷了」！
水災、旱災、大飢荒，加上連年的兵災，人民成群外出逃難。中國廣闊的大地上，路在山與山間迴轉，路上，全是移動的難民，倒在路旁的屍體，綿延數里。
這回來衡山之前，我以為，一九四九年是如何慘烈、如何特殊的年代，翻開縣志，燈下夜讀，每一個字都在呼喊，我才知道，啊，一九四九年，多麼普通的一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