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在這裡,我鬆開了你的手 八 追火車的小孩

在夜車裡,從廣州東站駛往衡陽站。晚上十一點發車,清晨五點鐘可到。總路程五百二十一公里。這個里程數,我開過。一九八七年,第一次去柏林,就是開車去的,從法蘭克福開到仍在圍牆中的柏林,是五百六十公里。

一進入東德區,所謂公路其實就是一條被鐵絲網、探照燈和監視塔所圍起來的一條出不去的隧道。接近關卡檢查哨時,看到穿著制服的邊境守衛,有一種恐怖的感覺。

都是回鄉的人吧?廣州東站的候車室裡,起碼有上千的人,聚在一個大堂裡,聽見的全是熟悉的湖南話。很多民工,帶著鼓鼓的麻袋——都是那種紅藍白三色條子的大口麻袋,大包小包的,全身披掛。出來打工的人,這很可能是兩三年才一次的回鄉。家裡的孩子,可能都認不得自己了。

人們安靜地上車,一入廂房,放好行李,爬上自己的舖位,就把燈滅了。燈滅掉的那一刻,整個世界就沒入鐵輪轟轟隆隆的節奏裡。行駛中的夜行火車永遠是浪漫的,車廂像個祕密的、無人打擾的搖籃,晃著你疲倦的身體;韻律勻勻的機械聲,像一頂溫柔的蚊帳,把你密密實實地罩在搖籃裡。

美君從廣州站上車,李佛生,那兩位淳安一同出來的莊稼少年之一,陪著她走。廣州半年,美君看見了更多的生死離散;她決心回到衡山,無論如何把孩子帶出來,繫在身邊。可是,她還沒想到,分隔半年,孩子也不認得她了。

我在二○○九年走的這五百二十一公里鐵路,就是一九四九年九月美君走過的鐵路。

美君的火車在清晨到了衡陽,不走了。前面到衡山的鐵軌被爆破,斷了。火車裡的人,心急如焚,面臨抉擇:是坐在車裡等,還是下車走路?

那個時代,每一個小小的、看起來毫不重要的片刻的決定,都可能是一輩子命運的轉折點。

清晨五點,我跨出衡陽火車站,冰涼的空氣襲來,像猛烈的薄荷,一下子激醒了我。大霧鎖城,一片白茫茫。天色猶暗,車站前廣場上已經站了很多人,這時紛紛湊上前來,口裡低低呼著地名:

攸縣!攸縣!

祁陽!祁陽!

長寧!長寧!

永州!永州!

永州?我趕快看那個呼喊「永州」的人,迷霧裡站著一個駝著背的老先生。

怔怔地站在那裡,我看著他:如果現在跟著他走,沒多久我就會到了永州,那是柳宗元寫「永州八記」、「捕蛇者說」的地方啊。為了柳宗元,我特別跟著這老先生走了一小段路,在廣場邊那個寫著「永州」的牌子前,深深看一眼。

應揚來接我。車子駛出了有路燈的衡陽市區,進入鄉間公路,車燈照出去,像在濕漉漉的雲裡游泳一樣,上下前後遠近,只有茫茫霧氣,路都看不見。如果突然有個大坑,車子會直衝進去。

美君很快地做了決斷:下車走路。

她帶著佛生,下了火車,開始沿著鐵軌往北走。從衡陽到衡山,沿著鐵軌走,大約是四十公里。美君和佛生一直走、一直走,在路上看見,鐵軌斷成一截一截的,枕木燒得焦黑。美君走得腳起泡,佛生就把臂膀伸出來,讓她扶著走。走到第二天,遠遠看見了衡山車站,她心裡一鬆懈,腿就軟了下來,摔在鐵軌上。

我沒有想到,二○○九年的衡山火車站,和美君所描述的一九四九年的衡山火車站,幾乎一樣。木頭窗子一格一格的,玻璃上一層多年累積陳舊的灰,從外面望進去,朦朧朦朧的,有一個老人拿著掃把畚箕專心地掃地。冬日淡淡的陽光,從窗格子裡射入,把那人的影子拉得好長好長,一直長到剪票口。剪票口,也不過是兩條木頭扶手。

這時南下北上都沒車。候車室裡一個人也沒有,靜悄悄的,牆上一個大壁鐘,我想,我幾乎可以聽見那分針繞圈遊走的聲音,也看得見那陽光在地面上移動的速度。

我穿過空空的剪票口,像旅客一樣,走到月台上,立在鐵軌邊,看那鐵軌往前伸展,伸展到轉彎的地方。這就是美君和應揚分手的月台。

我有一種衝動。

我想跳下月台,站到那鐵軌上,趴下來,耳朵貼著鐵軌,聽六十年前那列火車從時光隧道裡漸漸行駛過來、愈來愈近的聲音。

然後它愈走愈遠。

美君和佛生離開了鐵軌,沿著泥土小路到了山凹裡的龍家院。那兒滿山遍野是油桐樹,開滿了花苞,還沒有綻放。水田現在已乾,稻子半高,但是荒蕪的不少。走在田埂上,迎面而來幾個鄉親,美君不認得他們,他們卻認得這是槐生的杭州媳婦,咧開嘴來笑著和她打招呼。一個肩上用一根扁擔扛著兩隻水桶的族兄,還把水桶擱下來,就在那狹小的田埂上,問槐生族弟是否平安,也問她戰爭打到了哪裡。

我站在龍家院的田埂上,應揚跟挑水過來的大嬸介紹:「這是我妹妹。」

他說「妹妹」的時候,第二個「妹」字也用四聲,說的很重,聽起來就是「這是我妹魅」。不一會兒,就圍了一圈龍家院的族人,都姓龍。應揚一個一個介紹給我:

這一位,是你的哥哥。

這一位,你應該叫表姊。

這一位,是你的叔叔——

圍了一圈人,各種親屬的稱謂,全用上了。

「我記得你媽媽,杭州小姐,燙了頭髮的。」一個老婆婆說。

「對,我也記得,她還從城裡帶了一個收音機來。」一個叔叔說。

「她很好,穿旗袍,來這裡住破房子,一點也不嫌。」

我站在那棟門窗都空了的紅磚房子前面,看了很久,已經沒有人住,茂盛的野草長在屋頂上,也長在屋前和屋後的野地裡。就是這一棟頹敗的紅磚房,美君來接她的孩子龍應揚。

可是孩子躲在奶奶的後面,死命抓住奶奶的手,滿面驚恐地瞪著眼前這個要帶他走的女人。他又哭又鬧,又踢又打,怎麼也不肯接近她。

第二天,又回到衡山火車站。鐵軌延伸到轉彎的地方,剪票口這邊南下的月台上,火車已經進站了,又是人山人海,弧形的車頂皮上,爬滿了人。在門邊,有人用一隻手緊緊抓著門上的鐵桿,身體吊在車外。每一個車窗,都被人體堵塞。

美君心亂如麻,伸手要接過孩子,孩子就像觸電一樣大哭。奶奶本來就捨不得,眼看著火車要開了,老人家趁機說,「那——那孩子還是留下來比較好吧?」

向來果敢的美君,看看孩子哭得發漲的紅臉,看看火車裡大難臨頭的擁擠,這時猶疑了。她把手伸出去,又縮了回來,縮了回來,又伸出去。

哨聲響起,火車要動了,千鈞之重,都在一瞬間。

美君鬆開了手。

她對佛生說,「那,我們上車吧。」

然後轉身拉起奶奶的手,說,「我們——很快就回來。」

佛生把她,像貨物一樣,從車窗塞進去。

龍家院的族人一會兒重新挑起扁擔幹活去了,我和應揚走在田埂上,邊吃橘子邊談天,我問應揚,「後來,你對媽媽有任何記憶嗎?」

應揚一下子就紅了眼眶,六十歲的人了,一說到衡山火車站,還要哽咽。

「只有一個印象留下來,就是——媽媽在火車裡,頭髮捲捲的。後來,長大一點,看到別人都有媽媽,只有我沒有,很難過。開始的時候,奶奶還騙我說,我就是你的媽媽,後來當然騙不住了。」

應揚的眼睛深凹,特別明亮。一九八五年第一次找到他的時候,我從美國特地飛到廣州去「認」這個失落的哥哥。在滿滿的人群中,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是他,這就是他。」應揚皮膚黝黑,穿著農民的粗布,帶著底層人民的謙抑神情,過了一輩子挑扁擔、耕土地的生活,但是他臉上有美君的一雙深凹、明亮的眼睛,在洪水般湧動的人潮中,我一眼就認得。

應揚抑制著情緒,停了一下,然後繼續說,「小時候,每次在外面受了委屈,譬如講,老師跟同學指著你的鼻子說,『你爸是國民黨!』那就像拿刀砍你一樣,我總是想,如果媽媽在,多好,隨時可以回家對媽媽痛哭一場,可是一想到這裡,就更難過。每次火車從衡山站裡開出來,經過龍家院速度都還很慢,我老遠就從屋子裡衝出去,拚命往鐵軌那邊跑,往火車跑過去,我去追火車,一路追一路喊媽媽媽媽媽媽——我看到任何一個短頭髮燙得捲捲的女人,都以為那是我媽——可是我媽永遠在一輛開動的火車裡,我永遠追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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