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消息使我頓感輕鬆，一剎那間，我反而失去感覺。長期灌輸的自我約束馬上起作用，我注意到四周是一片哭聲，我也得做出適當的表情來。我缺乏正確表情的面孔該往哪兒藏呢？似乎只有前面那位同學的肩膀。他是個學生幹部，此刻顯得心碎。我一下子把頭埋在她的肩膀上，背也一抽一抽地，還發出恰當的呻吟聲來，結果假裝被當了真，那女學生幹部一邊大聲抽泣，一邊扭動身體好像要轉過來抱住我哭似的。我把整個身體重重地壓在她背上使她動彈不得。一邊也希望她以為我是悲痛欲絕了。
在毛澤東死後的日子裡我想了很多。我知道他被看成是個哲學家，我努力思考他的「哲學」實際上是些什麼，想來想去，我悟出他的哲學的中心思想是對永恆鬥爭的需要和慾望。他的思想核心似乎是「與人奮鬥，其樂無窮」，人鬥人是歷史前進的動力。為了創造歷史，得不斷大量製造「階級敵人」。我不知道是否有任何別的哲學會像他的這樣，引起這麼多苦難和死亡。我想到中國人所經歷的恐怖和災難，都是為什麼呢？
毛澤東的理論可能不過是他個性的延續。他的個性中騷動著喜歡挑起別人打鬥的一面，而且他理解人類本性中醜惡的東西，如像忌妒和由狹隘引起的憤恨，並知道怎麼為自己的目的而利用這些本性。他靠民眾相互忌恨來維持統治。這樣一來，在他統治下，一般中國人被用來執行在別的專制下由職業人員完成的任務，毛的中國就沒有KGB這種組織，因為無此必要。毛澤東把民眾變成了專制的最有力武器。由於他煽動、滋養了人性最惡劣的本質，他製造了一個道德荒野、一片仇恨的土地。但是一般人對此應負多少責任呢？我難以肯定。
我想毛澤東主義的另一個特色是把愚昧捧到至高無上的統治地位。因為他明白在文盲佔很大比例的中國，有文化的階層是一個易於攻擊的目標，因為他個人不喜歡正規教育和受過正規教育的人，因為他對中國文明中像建築、藝術和音樂之類他不懂的東西不屑一顧，他領導下的中國大量文化遺產被摧毀，中華民族燦爛的文化遺跡竟很少留存，也很少受人珍視。
中國人似乎在衷心地哀悼毛澤東，但是我懷疑有多少眼淚是真的。人們不得不時刻做樣子，他們有時自己也無法分辨出什麼是虛情假意，什麼是真心實意。為毛澤東流眼淚可能只是他們演戲生涯中的又一齣表演。然而毫無疑問的，人民的情緒反對繼續毛澤東文革的政策。在他死後不到一個月時間，十月六日，毛夫人和其他「四人幫」成員就被捕了。誰也不支持他們——軍隊不支持、警察不支持，甚至他們自己的警衛也不保護他們。他們能挨到現在靠的只是毛澤東。
聽到那四個人被逮捕得那麼輕而易舉，我感到一陣悲哀。就這麼幾個二流的跳樑小丑居然壓迫了九億中國人整整十年！當然我主要的感覺是欣喜若狂。文革最後的暴君終於垮台了！許多中國人都和我有同感，當我上街買酒準備和家人、朋友舉杯慶賀時，竟發現店裡的酒都已賣光了——到處都有人在慶祝！官方也舉行慶祝集會，和文革中的群眾大會形式一模一樣，這使我很生氣。我特別氣憤的是在我的系裡，政治輔導員和沉重幹部們又在組織大會，儼然一向是反「四人幫」的英雄。
新的頭號人物是毛澤東選擇的繼承人華國鋒，我相信他唯一的資格是他的平庸。他上任首先做的事，是宣佈在天安門廣場建毛澤東的陵墓。而數十萬人在唐山地震後沒有房子住，還睡在街道臨時搭起的窩棚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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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親以她的經驗立刻意識到一個新紀元開始了。毛澤東去世當天，她回她原來的部裡報到工作。她在家裡待了五年。現在想再好好幹一番了。她的新職務是東城區委宣傳部的第七副部長，而在文革前她一直是部長，她對此毫不介意。
在我急躁的心情裡，生活似乎像過去一樣，沒有變化。一九七七年一月，我的大學課程結束了，既沒有考試也沒有授學位。雖然毛澤東不在了，「四人幫」倒了台，但毛澤東所定的畢業生從哪裡來必須回哪裡去的規矩仍然有效。對我來說，這意味著要回那家手工機具廠。受高等教育後應該有不同的工用照毛澤東看來是「培養精神貴族」。我一心不想回原來的工廠，回去了我就再也沒有機會用英語了。廠裡沒有英文資料要翻譯，也沒有人說英語。再一次，母親成了我唯一的希望。她說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工廠拒絕收我。我在廠裡的朋友說服了廠長，寫了一份報告給二輕局，說雖然我是個好工人，但是他們瞭解到他們該犧牲局部利益以完成更偉大的事業——讓我的英語造福祖國。
在這封詞藻華麗的信發出之後，母親要我去見二輕局局長慧先生。他和我母親是老同事，當我還是幼兒時，他非常喜歡我，我母親知道他會被我的話打動。我見他後的第二天，二輕局召開全體委員會議討論我這件事。委員會共有二十多人，事無鉅細都得大家坐在一起決定。慧先生說服了大家：應該給我機會使用英語。於是他們給四川大學發了封公函。
雖然外語系讓我日子難受過，但是他們需要教師，一九七七年一月我成了四川大學外語系的助教。我又想要這份工作又不想在那裡，我得住校，在政治輔導員的眼皮下過日子。最糟糕的是我很快得知我頭一年時間什麼事也別想做，到了一個星期後，我就被編入工作組送到成都郊區的鄉下，作為一種「再教育」。
在鄉間，我下田勞動，開無休止的單調沉悶的會議。壓煩、不滿以及二十四歲還沒有未婚夫的壓力使我先後對兩個男人有點昏昏然。其中一個我從來沒有見過，只迷上了他寫來的文筆優雅的信。後來，第一眼看見他，愛意馬上就飛到九霄雲外去了。另一位姓候，原是個造反派頭頭，他是時代的產物。機智又不擇手段，我被他的魅力迷惑。
一九七七年夏季，清查「四人幫」追隨者的運動開始了，侯被關押起來。清查對象是「造反派頭頭」和參加過含混地定義為「打、砸、搶」的人：指行兇打人、殺人及破壞、搶劫國家財產。幾個月後這個運動不了了之，主要原因是沒有觸及毛澤東，也沒有清算文化大革命，幹壞事的人都簡單地聲稱他們這樣做是因為忠於毛澤東。另外，也沒有確切的標準來衡量犯罪，只有一些明顯的殺人犯和大搶劫犯被抓了起來。參於抄家、破壞文物、燒書、派戰武鬥的人太多。文革最恐怖的地方——籠罩全國的使千千萬萬的人精神失常、自殺、死亡的高壓空氣——都是人民集體做出來的。幾乎每個人，包括年幼的孩子，都參加過野蠻的鬥爭會。許多人動手打過人。更有甚者，被整的也整人，整人的也被整。沒有獨立的司法機構來執行調查審判。新當權的共產黨幹部決定誰應受懲罰，個人感情經常成為關鍵因素。一些造反派罪有應得，一些錯輕懲重，還有些人輕飄飄就過了關。左先生仍當三朝元老，姚女士只是換了個不那麼如意的工作。
「二挺」從一九七○年起被關押，但沒有送交法庭——因為沒人決定怎麼對待他們。現在他們唯一遭受的懲罰只是坐在非暴力的會議上，聽被他們迫害的人或家屬控訴他們。我母親在這樣一個大會上談過這對夫婦是如何整我父親的。對「二挺」的判決是在一九八二年，劉結挺被判處二十年監禁，張西挺判處十七年。
候被關押時，我有許多晚上睡不好覺。他很快就被釋放了，但那些短短的清算「四人幫」的日子勾起的悲憤回憶淹沒了我對他的感情。雖然我不可能知道他本人究竟負有多少責任，但是我很清楚身為一名大規模紅衛兵組織的頭目，在那個野蠻的年代裡，他是不可能清白無辜的。我仍無法使自己恨他這個人，但是我不再為他難過了。我希望他罪有應得，所有犯下罪行的人也都受到懲罰。
這一天什麼時候才會到來呢？真的能來到嗎？正義真的能伸張嗎？伸張正義會不會激起更多的怨恨呢？中國不能再多恨了，我們現在的已經夠多了。在我的四周，曾一度竭力打殺對手的各派現在得在同一屋簷下生活，走資派和過去批鬥、折磨他們的造反派天天得見面，一起工作。到處充滿勾心鬥角，緊張空氣是家常便飯。我們什麼時候擺脫文革留下的噩夢呢？
一九七七年七月，鄧小平東山再起，取代了華國鋒。鄧的每一次談話都是一陣春風。政治運動停止了，「政治學習」被稱作「苛捐雜稅」。共產黨的政策要由實踐來檢驗，而不是教條。最重要的是，對毛澤東的每句話都照辦現在是錯誤的了。鄧小平在改變中國，我緊張地盯著這一點點擴散的光明，就好像注視著黑暗中的一星搖曳的燭火，唯恐一般寒流襲來把它撲滅。
按照鄧小平的新規定，我在公社的「徒刑」於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完結了，比原訂的一年減少了一個月時間。短短一個月之差使我的心飛上了天。我回到成都，學校正準備姍姍來遲的一九七七年入學考試，這是自一九六六年以來首次正規考試。鄧小平宣佈：大學入學必須通過考試，而不能走後門。因為從毛澤東的政策上變過來需要時間使老百姓有思想準備，秋季招生延期了。
系裡派我到四川北部群山去面試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