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段時期，我父親和大多數以前的同事不同，沒有平反，也沒有復職。一九七二年，我們從北京回來後，父親一直住在支機石街的家裡，沒有事做。沒有平反是因為他指名道姓地批評了毛澤東。負責審查他的專案組同情他，想把一些他說過的反毛澤東的話算成是他在發精神病，但是這遭到省革命委員會的強烈反對，他們想給他定大罪。許多我父親以前的同事同情他，也欽佩他的勇氣，但他們也得為自己著想。另，我父親不屬於任何共產黨內的宗派，沒有強有力的保護人可以說一句話為他洗清罪名，相反地，他有一些身居要職的對頭。
一九六八年的一天，我母親從被關的地方短暫釋放出來，在路邊一家小吃店裡，忽然，她看見一個我父親過去的朋友和他的妻子也在那裡吃飯。五○年代初在宜賓工作時，我母親和「挺夫人」是他們兩口子的媒人，文革中他們投靠了「二挺」。這時，他們朝我母親點點頭，顯出不想和她多說話的樣子。我母親不管三七二十一，逕直走到他們的桌邊坐下，請求他們向「二挺」求情放過我父親。聽完我母親講述後，那男的搖了搖頭說：「事情沒這麼簡單……」隨即他把手指伸進茶裡，沾上水在桌上寫了個「左」字，然後意味深長看了我母親一眼，和妻子一道站起來，一句話也沒再說就走了。
左先生是我父親以前的同事，他是少數幾個在文革中幾乎沒有挨整的高幹之一，姚女士的造反派捧他，「二挺」跟他酒飯往來，「二挺」、林彪倒台後，他居然安然無恙，繼續掌權。
父親始終不認罪。當專案組要把他反毛的話說成是精神病造成的時候，他無可奈何、痛苦萬分地承認了。每日，他生活在強烈的精神壓力下，不知他們會給自己定什麼罪，更不知會如何「禍及妻兒」。他還憂國憂民：老百姓跟共產黨現在都沒有行事的準則，腐敗開始蔓延；官員們首先照顧自己的家庭和朋友；教師們因為害怕挨打，給學生一律打高分；公共汽車售票員既不賣票也不查票；著眼於公共利益的人受到公開嘲笑。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毀掉了共產黨的紀律和社會道德。
父親焦慮重重，憂心如焚。為了不再「亂說話」，進一步害自己和累及家庭，他只好依賴鎮靜劑來控制自己。當政治氣氛鬆弛時，他吃得少，運動風聲緊時他就多吃。精神病醫生每次開藥時都擔心地搖頭，說這種吃法非常危險，但是不吃又不行。一九七四年五月，他覺得自己快舊疾復發了，就要求進醫院。多虧他那些衛生部門的官復原職的同事，他這次入院很順利。
我請假離校到醫院去陪他。那位上次為他治病的精神病專家蘇醫生這次又負責給他治病。在「二挺」統治時期，蘇醫生因誠實地診斷了我父親的病而吃了很多苦。造反派命令他說我父親是裝瘋。他拒絕了，因而在大小批判會上挨鬥、被毒打，也不讓他當醫生了。一九六八年的一天，我看見他時，他正在清掃垃圾箱，洗刷醫院的痰盂，那時他才三十多歲，頭髮就已經花白了。「二挺」倒台後，他平了反。這次他和其他醫生、護士對父親和我非常友好。他們告訴我他們會細心照料我父親，要我不必陪伴。但我堅持，我想他最需要的是愛。我還擔憂他一旦摔倒，周圍沒人，後果會不堪設想。他的血壓高得可怕，又發了好幾次輕度心肌梗塞，這使得他走起路來高一腳低一腳，就像隨時都會摔倒。醫生說跌倒可能致命。我搬進了男病，和他同住在一九六七年夏天住過的房間。醫院裡每間病房可容兩個病人，我父親獨佔一間，我就睡在另外那張床上。
因為怕他跌倒，我時刻都和他在一起。他上廁所時，我在外面等候。如果他待在廁所裡時間太長，我就會胡思亂想，以為他發了心臟病，在門外不顧不好意思地大喊他，要他回答。每天我都陪他在後花園散步，這裡滿是精神病患者，穿著灰條紋的衣褲走來走去，瞪著呆滯的眼睛。他們的眼神使我既害怕又覺悲哀。
花園裡五彩繽紛，白蝴蝶在草坪上淡黃的蒲公英花尖拍翅，環繞的花壇裡長著紫荊和婆娑起舞的竹子，大紅石榴花從一叢夾竹桃後探出頭來。我一邊散步，一邊作詩。花園的一頭是一間大娛樂室。病人在裡面打牌、下棋，翻翻屈指可數的報紙和書籍。一位護士告訴我，文革初期這裡是病人學《毛澤東選集》的地方。毛澤東的侄兒毛遠新發現毛澤東的小紅書能代替藥物治好精神病。但這種學習並沒持久，護士說：「病人一開口，我們就嚇得要死，天曉得他會說些什麼？」
病人們都不狂暴，治療削弱了他們生理、精神上的活力。即便如此，和他們待在一起也是件怕人的事，特別是在夜晚，當父親的藥物發生作用使他熟睡後，整座樓都悄然無聲時。和所有病房一樣，我們的病房也不能從裡邊上鎖。有好幾次我從夢中驚醒，看見一個陌生的病人站在我床邊，撩起蚊帳，以精神病人特有的直勾勾的眼神看著我。我冒出冷汗，拉上被子塞住嘴不讓自己喊出聲來，怕吵醒了父親，睡眠對他的康復太重要了。最後，病人像幽靈般拖著腳步走開。
一個月後，父親回家了。但是他沒有復原，他的大腦神經受非人壓力的時間太久，依舊存在的高壓空氣又完全談不上放鬆，他只能照舊不斷地服用鎮靜劑，精神病專家也毫無辦法。他的腦子和身體就這麼折磨壞了。
到後來，專案組終於起草了一份結論，上面說他「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和「階級敵人」只有一步之遙。按共產黨的規矩，草稿給我父親看，接受就在上面簽字。他看完後，滿臉淚水，但簽了字。
可是省革委主管部門的當權者還是不滿意，他們要寫得更嚴重些，給他處罰。拖到一九七五年三月，一天，我姐夫「眼鏡」的工廠準備提拔他，派人到父親部裡進行必須的「政審」。一位過去姚女士造反派的成員接待了來訪者，告訴他們我父親「反對毛主席」，問題很嚴重，結果「眼鏡」的提拔告吹了。「眼鏡」並沒有對我父母提到過這件事，擔心這會使他們不安。但是省委宣傳部的一位好心人到家來悄悄告訴了母親。父親無意中聽到了，他心痛欲裂，萬般無奈地向「眼鏡」道歉，怪自己誤了女婿的前程。他流者絕望的眼淚對母親說：「我究竟犯何罪，讓女婿也受牽連？我到底要怎麼辦，才能救你們呢？」
以後四天，父親不管吃多少鎮靜劑也無法入睡。四月九日下午，他在院子裡對母親說他想去睡一會兒，就獨自上樓了。母親在我家樓下那間小廚房裡做好了晚飯，沒叫他吃，想讓他多睡一會兒。等了半天，她心裡不安，上了樓，來到臥室，發現喚不醒他了，她馬上意識到父親發了心臟病，我家沒有電話，母親連奔帶跑，到了一條街外的省委門診部，輾轉找到主任冉先生。
冉是個很能幹的人。文革之前，他負責省委上層官員的保健工作，經常出入我家，慇勤備至地對全家的健康問長問短。文革開始我家倒了楣後，他也變了張臉，不答理我們了。在那些年頭裡，像冉那樣的人，我見得多了，但總想不透他們何以要如此。
母親找到冉先生時，他一副不耐煩的樣子，說做完手上的事就來。母親說心臟病不能等，但他只是瞟瞟她，意思是催他也沒用。一小時後，他才帶著一個護士大駕光臨，兩人都空著手，沒帶任何急救物品。護士見事不妙，轉身回去拿，冉先生把我父親的身體翻來翻去地檢查，這對心臟病人很危險，半小時又過去了，急救品才到，我父親已經停止了呼吸。
那天晚上學校照例停了電，我在宿舍裡伏在蠟燭光下看書。忽然來了一些省委宣傳部的人，沒有多加解釋，就驅車帶我回家。
我看見父親側躺在床上，面部表情異常平靜，好像是在沉睡。他看上去不再衰老，甚至比他實際年齡五十四歲還要年輕。我覺得肝腸寸斷，無法控制地痛哭起來。
以後幾天，我都在默默地流淚。我反覆想著父親的一生，想他白費了的忠誠，粉碎的夢。他不該死，然而他的死似乎又不可避免。那個時代容不了他，因為他想做一個誠實正直的人。他終生為之奮鬥的理想欺騙了他，這欺騙使他無法繼續生存。
母親要追查冉先生的責任。如果不是他瀆職，我父親可能不會死。她的要求被看作是「寡婦的感情用事」而不加理會。她也決定不在此事上糾纏，她得集中精力打更重的一仗，為我父親爭取到一個好一點的悼詞。
追悼會上的悼詞非常重要，人人都會把它理解為共產黨對我父親的評價。這份資料還會放進他的檔案，在他死後繼續決定孩子們的前程。悼詞有固定的規格，對已平反的幹部有標準的評價，任何跟標準評價不同的語句都會被理解為黨對死者有保留，或者是在譴責他。悼詞寫出來了，拿給母親過目，上面滿是暗示性的指責，母親清楚有了這樣的悼詞，我們家最好的結果也是永無出頭之日，壞的結果我們將一代一代地永遠受歧視和打擊。於是她拒絕了一份份悼詞草稿。
雖然她要達到要求是難之又難，我母親很清楚有很多人同情父親。死亡對中國家庭來說，可能是唯一的機會能爭取到非此得不到的東西。於是父親去世後臥床不起的母親在病床上毫不放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