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成都出發乘三天卡車，到了西昌北部的牛郎壩。這裡南去的路分了叉，一條去西南面，通米易——我父親的幹校就在那裡；另一條往東南，通寧南。
著名的牛郎織女神話就發生在這兒。王母娘娘的小女兒織女（我家那條支機石街的那塊隕石據說就是支撐她織機的石頭）從天庭下凡到這裡的邛海中洗澡。在湖畔生活的一位放牛郎看見了這位女神，兩人很快墜入愛河，結了婚，生了一兒一女。王母娘娘認為織女下嫁凡人觸犯了「天條」，於是派天兵天將捉拿她回去。牛郎在後面緊迫不捨，在他快要趕上時。王母娘娘從頭上拔出一支玉簪在他們兩從中間一畫，畫出了一條巨大的河流——銀河。銀河把牛郎織女永遠隔開，只在每年七月初七，普天下的喜鵲飛搭橋，兩人才得以團聚一天。
在西昌格外晴朗的夜空中，銀河這億萬顆星組成的洪流顯得份外蒼莽浩瀚。明亮的織女星在銀河一岸，牛郎和兩個孩子的牛郎星座則在另外一岸。多少世紀以來，這個神話故事一直口口相傳，因為中國人的家庭老是被戰爭、土匪、貧窮及冷酷無情的政府所拆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母親就是被送到這裡。
她是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到達這裡的。同行是約五百名以前的東城區同事，既有走資派，也有造反派。他們從成都被匆匆攆走，到了這裡沒有住處，只有幾間曾在這兒建築成都—昆明鐵路的工程兵留下來的土屋。一些人搬進了這些土屋，另一些人則擠進當地農民家。建築材料只有泥土和茅草。泥土得從山上挖出，擔下來，混合著水做成泥磚。沒有機械，沒有電，沒有牲畜代工。牛郎壩高達海拔五千尺，一年沒有明顯的四季之分，一天卻有四季。早上七點，當母親開始勞動時，氣溫在零度以下，中午則驟升到二十七攝氏度。下午四點，熱旋風捲起小石子往人臉上打，身上熱得想剝層皮。晚上七點收工時，溫度又往下跌。在這種惡劣的條件下，母親和其他人每天得勞動十二個小時，只有中午短暫的吃頓飯才算休息一會兒。開始的那幾個月，吃的只有米和水煮甘藍菜。
母親的幹校是按照軍隊編制，由一些軍官管理，受成都市革命委員會直接控制。最初我母親被當作「階級敵人」，中午吃飯時不準坐下，得低著頭站在一旁「認罪」。宣傳媒體說這種懲罰方式可以提醒人們不忘階級鬥爭，休息時還得留出一分精力來仇恨。母親向她的軍官連長抗議，說她總不能一天到晚幹活不歇口氣。這人是文革前東城區開裝部的軍官，和母親關係甚好，於是他下令停止這種處罰。不過母親仍被分配去做最笨重的活，也不像別人那樣有星期日可休息。結果她的子宮出血情況又惡化了，隨即還得了肝炎，又黃又腫，站起來都很困難。
幹校倒不乏醫生，東城區醫院的一部分醫務人員也下放到這裡。只有革命委員會成員們最需要的醫生才准留在成都。為母親治病的醫生告訴她，他和同事們都非常感謝她，因為她在文革前的政治運動中沒整他們。因為缺乏西藥，這個醫生就走很遠的路為她採集草藥，像車前草、半枝蓮、魚腥草、仙鶴草等。
那位醫生還向幹校的當權者誇大她的肝炎傳染性，這一下他們怕了，把她搬到半哩外一處廢棄了的豬圈裡，讓她單獨住。一些好心的同事幫她把豬圈打掃乾淨，鋪上乾草，睡上去簡直就像豪華的床墊。折磨她的人不敢沾邊，醫生卻天天來看她，悄悄替她向當地農民訂了份羊奶，逐日送來，一位同情她的炊事員為她每天送飯。當四下無人肘，她就會偷偷往菜裡打個雞蛋。幹校有肉吃了後，我母親每天都能吃到肉，而其他人只能每星期吃一回。她還有水果吃——梨子和桃子，是朋友們在市場上買的。害肝炎對我母親來說真是「天賜良機」。
大約四十天後，她不無惋惜地恢復了健康，搬回幹校營地，此時大家都搬進新土屋了。牛郎壩的氣候很奇特，「雷在中間打，雨在團轉下」，也就是說壩子中央小盆地四周山上下雨，盆地中卻無雨，只乾打雷閃電。因為盆地裡土壤太乾，而且一打雷就危險，當地農民不在這裡種莊稼。但是造卻是幹校唯一可以弄到的土地。他們種上抗旱玉米，從山凹低地擔水過來。大家都很想吃米，於是提出幫農民做活，以工換米。
農民答應了。當地風俗是女人不準擔水，男人不準插身，而且插身的婦女必須是生過兒女的，最好是兒子。農民們相信多子的女人插的身「結子多」，產量高。我母親成了這個風俗下的首選對象，她生了五個孩子，有三個是兒子。比大多數女同事都多。這下她得整天彎著腰在水田裡做十五個小時，子宮不時地出血。
晚上，她和其他人輪流守夜看守豬圈，防止狼來偷豬。茅草土屋住地背後是連綿大山，叫「二狼窩」，可是名符其實的狼窩。農民告訴他們：狼很精，偷偷鑽進豬圈後，對豬是又用舌頭舔，又用爪搔，特別是搔豬耳朵後面，使豬舒服得迷迷糊糊的，不發一點聲音。然後狼輕輕咬住豬耳朵，牽著它走，邊走邊用尾巴輕輕拍打豬身，此時豬還以為是情人在愛撫它，會乖乖地跟著狼，把自己送入狼口。
農民還告訴城裡人，有時還會出現豹子。這些野獸都害怕火光。因而每到夜晚豬圈外都得點起篝火，有人守夜。就在這些火堆邊上，我母親度過了許多個不眠的夜晚，坐在火堆邊上望著流星閃著白光劃過繁星滿佈的蒼穹，二狼窩山的黑色輪廓映在天邊，狼嚎聲時隱時現，時遠時近。
一天傍晚，她蹲在小池塘邊洗衣服。洗完直起腰來時，她看見對岸二十多碼外有一隻狼瞪著眼睛望著她。她頭髮一下子豎起來，但馬上，她記起了童年時大老李告訴她的故事，遇到狼時得退著慢慢走，不要露出驚慌失措的神色來，不要回身，不要跑。她照這樣倒退著一步步往住處走，臉總朝著狼，狼也跟著她。翻過山坡她到了住地邊，狼站住了。這裡可以看見火光，聽見人聲。這時她才猛地轉過身飛快地跑進一扇門裡。
在西昌的夜裡，篝火幾乎是僅有的光明。這裡沒有電，蠟燭是有，但貴得嚇人，煤油很少。不過有燈也沒有什麼東西可讀，不像我在德陽比較自由，可以看京明從黑市上買來的書，幹校控制得很嚴，能閱讀的只有《毛澤東選集》和《人民日報》。偶爾，幾哩外的駐軍兵營放映電影，總是毛夫人江青的樣板戲。
一天天、一月月過去了，繁重艱苦的勞動、單調枯燥的生活變得令人無法忍耐。每個人都想念家人和孩子，造反派也不例外。他們的怨聲可能更大，因為他們意識到過去自己賣力是白費了，什麼也沒得到，更不能回成都重新進入政府工作了，革命委員會的缺已經佔得滿滿的了。就這樣，在來到牛郎壩的幾個月後，消沉代替了大批判，造反派們的沮喪有時還得靠我母親的說笑來驅散。她由此得了個綽號：「觀音大士」。
夜裡，躺在稻草床墊上，時時回想自己孩子們的童年。她發現自己想不起多少故事。在我們長大成人的過程中，她是一位忙於工作、經常不在家的母親，把自己獻給革命事業，犧牲了家庭生活。現在我母親悔恨地想她的一片忠心似乎毫無意義，她以一種無法忍耐的心疼想念著孩子們。
一九七○年二月，母親到牛郎壩三個月了。在春節的十天前，她的連隊列隊在住地前面準備歡迎一位來校視察的「首長」。等了老半天，只見土路上遠遠走過來一個人，大家都盯著看，低聲議論，說這不可能是首長吧？他應該是乘小汽車來的，而且還應有隨行人員。來人也不像當地農民：那種用長長的黑毛圍巾包著頭的樣子太洋氣了。等再近一點兒看，才發現這是個年輕姑娘，背上背著一個大背簍。看著她一點點走近，我母親的心怦怦直跳，覺得來人像是我。她心想：「這要真是我的女兒該多好啊！」突然，周圍的人興奮地用手肘碰她說：「是你女兒來了，夏德鴻，你女兒來看你了，是二鴻！」
這是母親後來告訴我的，當時她的心情好像是隔了若干世紀，突然見我自天而降。我是第一個兒女來幹校探親的，激起了大夥兒對母親的羨慕和對我的親熱。六月從成都載我來西昌辦戶口的那輛卡車，這回又把我送到這裡。我背上的大背簍裡裝滿了香腸、雞蛋、糖果、蛋糕、掛麵、白糖、和罐頭，全是我們五個孩子和「眼鏡」從我們的配給及生產隊分配的東西中節省下來的，為的是好好款待一下父母。背簍沉重得好像要把我壓垮。
有兩件事使我又吃驚又放心。第一，母親看上去很好。她後來告訴我她剛從肝炎中康復。第二，她週遭已沒有敵意氣氛，不少人還叫她「觀音大士」，這簡直使我不敢想像，她還算是個「階級敵人」啊！
我母親用一塊深藍色的頭巾包著頭，在下巴打了個結。她的臉不再細嫩了，在酷熱的陽光和狂暴的風沙下變得十分粗糙，皮膚看上去像西昌當地的農民一樣，比她實際年齡三十八歲要蒼老十歲。當她撫摩我的臉時，我感到她的手像是塊龜裂的老樹皮。
我待了十天，在大年初一那天去父親的幹校。那位送我到這裡的好心卡車司機將在我下車的那個地點來接我。母親的眼睛濕潤了，雖然父親離這裡不遠，但是卻不准她兩人互相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