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我父母、姐姐、弟弟京明和我一個接一個地被攆出成都，發配到四川偏遠地區。那時，千百萬城市居民被下放到農村。這樣，年輕人就不會再待在城裡「游手好閒，惹事生非」，我父母這樣的成年人也有了一個去處。過去的共產黨機構現在被毛澤東的革命委員會代替了，以前當官的現在全無職無位了，讓他們到農村做體力勞動，倒是一個簡易的解決辦法。
根據毛澤東的說法，我們到農村是去「改造」。毛澤東說每個人都要「勞動改造」，但他從來不解釋兩者的關係。當然，也沒有人敢請他說清楚，甚至想一想這個問題也算「犯上」。事實上，上上下下的中國人都心知肚明：笨重的體力勞動，特別是落戶農村，是一種懲罰，最明顯不過是的：毛澤東的親信們——那些新成立的革命委員會成員、軍隊裡的軍官，都不用到農村改造，他們的孩子也大都沒去。
我們家最先走的是父親。一九六九年新年剛過，他就被發配到位於喜馬拉雅山脈東南的西昌地區米易縣。那裡是很偏遠的地方，今天是人造衛星的發射基地。它距離成都有三百哩，當時不通火車，坐卡車翻山越嶺要花四天。在古代，此地是流放犯人的地方。據說這兒山林谷壑中瀰漫著一種神秘的「瘴氣」。
前省委的幹部們在這兒建立了一所「幹校」，在中國起碼有好幾千個這樣的農場。它們並非學校，也不專為共產黨幹部所設。作家、學者、科學家、教師、醫生、演員，在愚昧至上的新秩序下，都變成無用的人，都被發配到這類地方來。
來「幹校」的人不僅有像我母親這樣的「走資派」和其他「階級敵人」，絕大部分政府裡的造反派也落到同樣的下場。四川省革命委員會容納不下他們，因為這個新的權力機構得包括工人、學生背景的造反派，外加軍人。「勞動改造」成就了處理剩餘造反派的現成方式。我父親同事裡只有少數人留在成都，姚女士算一個，她準備當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的宣傳部副部長了。她不再當造反派頭目了，此時所有選反派的組織都解散了。
「幹校」不是集中營或勞改營，但是它們與外界隔絕，成員們被限制了自由，在嚴格的管理下做笨重的體力勞動。中國每塊可用耕作的土地都擠滿了人，所以「幹校」只能建在荒涼地區或大山裡，「學員」們得種糧養活自己。雖在他們仍拿工資，但是什麼也買不到，生活十分艱苦。
為了讓我父親收拾行裝，在去米易前幾天，他被放回家了。回來後他只想一件事：看看我母親。母親仍在關押中，父親怕自己將來再也看不到她了。他寫信給革命委員會，語氣盡可能謙卑，求他們准許讓他去見她，但是石沉大海，沓無迴音。
關押我母親的那個廢棄了的電影院坐落在成都市從前最繁華的春熙路。我弟弟京明經常出入的那個半導體、收音機黑市就在旁邊不遠處。他幾次看到母親和別的被關押者排成一行拿著飯盒、筷子去食堂。由於電影院食堂不是天天營業，他們間或得外出到另一家食堂進餐。京明的發現意味著我們有時能在街道上看見母親。要是她沒有其他在押者一齊露面，我們就焦急萬分，不知她怎麼了。後來才知道這是那個虐待狂看守在處罰她，讓她挨餓。但可能第二天我們就見到她了，在一隊十幾個沉默不語、神情黯然的男女中，低著頭，戴著白袖套，袖套上是四個黑色大字：牛鬼蛇神。
我和父親去守候了幾天，從凌晨等到中午，但是她始終沒有出現。我們在街上徘徊，在結霜的人行道上跺腳取暖。這天早上，當濃霧消散，毫無生氣的水泥樓房顯現時，母親出現了。她已有好幾次在這條街上看見過她的孩子們，所以此時兩眼飛快地尋找著我們的身影。當她的眼睛遭逢到父親時，兩人的嘴唇都微微顫抖著，沒有發出聲音，他們只是目不轉睛地凝視著，直到看守喝令我母親低頭。我母親轉過街口消失了，父親依然站在那裡，兩眼獃獃地望著。
兩天後，父親走了。儘管他顯得很平靜，我看得出他的神經繃得緊緊的。我很擔憂他的精神病會復發，特別是他要去「幹校」，將在孤獨中承受精神和肉體的折磨。沒有家人在一旁支持、安慰。我決心盡快去看他、陪他。但怎麼去呢？通向邊遠地區的長途客車早就不開了。幾天後，當我得知我們學校的學生將去寧南縣，離我父親幹校只有五十哩時，我很高興。
一九六九年一月，成都市所有的中學生都被送到四川農村。我們得和農民一起生活，接受他們的「再教育」。他們究竟教育我們些什麼，從來沒有明確說過。毛澤東只是一再說受過教育的人比文盲農民更愚蠢，需要改造得更像農民。他的一句名言是：「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
我所在的中學和姐姐的中學都滿是走資派的孩子，自然被發配到最荒涼的地區去。革命委員會成員的孩子沒有和我們一起去「接受再教育」，他們當了兵，這是當時唯一的、比下農村更舒適的選擇。從那時起，某人重新得勢的徵兆之一就是他的孩子參了軍。
文革中，全國約有一千五百萬青少年被送到農村，是全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人口遷移。這次行動組織之迅速，之井井有條，說明文革的混亂其實是在控制下的。我們每個人都有一份補助金，用以買衣服、被子、床單、箱子、蚊帳以及包裹鋪蓋卷的塑料布。連發膠鞋、水壺、手電筒這樣的細節也注意到了。大多數東西都得專門生產，因為它們在貨架空空的商店裡買不到。貧窮家庭的孩子還可以申請額外的津貼。下鄉落戶後的頭一年，由國家供給我們零花錢，定量的食物，如大米、食油和肉等。這些錢、物從落戶的公社領取。
大躍進起，農村組成了人民公社，每個公社包含許多村子，大約有兩千到兩萬農戶。一個公社管幾個生產大隊，生產大隊又分成若干生產隊。一般每個生產隊就是一個村子，是農村生活的基本單位。在我們學校裡，最多八個學生安插到一個生產隊，可以選擇同伴自願組合。我選擇了小胖子的同班同學。我姐決定和我一起去，而不跟她的學校走。政策允許「投親靠友」。我弟弟京明和我在同一所學校，他不到十六歲，所以留在成都，十六歲是下鄉的起碼年齡。小胖子也不用下鄉，她是獨生女，政策准許她留在父母身邊。
我盼望去寧南。我沒有親身體驗過體力勞動的艱苦。按我的想像，下鄉是去一個如詩如畫的世外桃源，遠離政治。一位來自寧南的公社幹部給我們講話，描述那裡的亞熱帶氣候：湛藍的晴空，碩大的紅木棉花，一▲米的香蕉，金沙江在明媚的陽光下閃爍，微風吹過江南，蕩起道道漣漪。
長久以來，我生活在一個陰沉沉、霧濛濛、滿街白紙黑字大字報的世界裡，陽光燦爛、萬紫千紅對我來說像是一場夢，我一邊聽那位寧南縣幹部在台上講，一邊在下面想像自己坐在奇花遍野的山坡上，腳下是金光閃閃的金沙江。那人也提到「瘴氣」，我曾在古文中讀到它，一聽更覺得這個地方古老、神秘了。我一點兒也沒想到疾病的可怕，心目中的危險僅限於政治運動。我急著趕快出發，另一個原因是以為距離父親很近。我沒想到寧南和不遠的米易之間隔的是一萬多米高的無路可通的崇山峻嶺，對地圖我從來一竅不通。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七目，我的學校向寧南開拔。每個沉重可以帶一隻箱子和一個鋪蓋卷，坐在卡車上，每輛卡車約裝三十個學生。只有幾條凳子，大多數人坐在自己的鋪蓋捲上。一串卡車在鄉間公路上顛簸行駛了三天，把我們送到西昌邊界。過了成都平原後，我們沿著喜馬拉雅山脈東南走，翻山時卡車得繫上鏈條、我受靠著車尾坐，看鵝毛大雪和冰雹如何把世界側自，又如何一下子變成了藍天和耀眼的陽光。大自然變幻無窮的美麗使我目瞪口呆。西邊遠處幾立著一座山峰，有兩萬五千多米高。在它之外是古老的山野，世界上許許多多植物都發源於此。我來西方後才知道每天看到的花卉，如杜鵑花、菊花、大多數的玫瑰花都發源於此。那裡也是大熊貓的生息之地。
出發後的第二天下午，我們來到一個叫石棉縣的地方，這是以該地主要的礦產石錦命名的。在山間公路上，車隊停下來讓我們上廁所。所謂廁所不過是兩個泥巴窩棚，裡面是一排挖在地上的坑，坑裡爬滿了蛆。如果說廁所裡的情景令人作嘔的話，廁所外面所見的讓人恐怖，這裡的工人臉都像死人似的灰白——鉛的顏色，個個表情呆滯。我嚇壞了，問負責送我們去目的地的工宣隊員東安，這些像殭屍一樣的人是怎麼回事。東安說他們是犯人，石綿礦有劇毒，主要由服苦役的犯人來採，在幾乎無任何安全保護和衛生環境下幹活。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次，親眼看見中國的勞改營。
第五天，卡車把我們送到一座山巔的糧站，目的地到了。大吹大擂的下鄉落戶光榮的宣傳，使我以為會有一個敲鑼打鼓的大會迎接我們，給我們戴大紅花。但是，歡迎儀式只是一個公社幹部來糧站接我們，他結結巴巴說了一通報紙上面的話。還來了一群農民幫我們提行李，他們面無表情，說的方言也令我們莫名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