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間，毛澤東努力建立他個人的權力體系，把所有像我父母這樣的犧牲品置於一種前途未卜的狀況下和不斷的折磨中。毛澤東是不管受害人有多痛苦的，人們不過是他棋盤上的車馬炮卒子。不過毛的目標不是滅種屠殺，我家像許多其他受害者一樣，並沒有被蓄意餓死。我的父母仍然按月領工資，儘管他們不僅沒有工作做，而且是鬥爭折磨的對象。省委大食堂還是照常營業，一方面讓造反派吃飽以搞革命，一方面也給我們這些走資派家庭飯吃。我們和所有城市居民一樣，也有配給的東西。
城市裡的人大都什麼工作也不做，只搞革命，但毛既要中國人互相鬥爭，也要他們活下去。他保護了精明能幹的總理周恩來，使經濟能夠運行。他也清楚得儲備另一位第一流的治國人才，以防周恩來有何不測，所以他也保證了鄧小平的安全，毛澤東不想讓中國分崩離析。
但是，當他的革命沒完沒了時，經濟大部分陷於癱瘓。城市人口增加了好幾千萬，卻很少蓋新住宅，公共設施更別提了。幾乎所有的東西——從食鹽、牙膏、衛生紙、布匹到各種食品，不是憑票供應，就是完全從貨架上消失了。整整一年內，在成都買不到食糖，半年裡竟買不到一塊肥皂。
從一九六六年六月起，學生們不再上課了。教師不是被批鬥，就是也組成了自己的造反派。不上課就表示沒有人管，但是年輕人能利用這種自由幹些什麼事呢？沒有書、音樂、電影、戲劇、博物館、茶館，幾乎上沒有什麼路子可以消磨時間——人們只能偷偷打撲克牌，當然官方沒有明說可以打。跟絕大多數革命不一樣，毛澤東的革命叫人無所事事。結果，當紅衛兵就成了許多年輕人唯一可做的事。暴力批鬥會、寫標語、喊口號、武鬥等成了他們唯一能發洩青春活力的方式。
加入紅衛兵並不是強迫性的，隨著舊共產黨體制的土崩瓦解，政權對個人的控制鬆弛了，人們有獨自行事的機會，許多人只是懶懶散散待在家裡做「逍遙派」。精力無處發洩的後果之一是瑣碎無聊的爭鬥，暴戾之氣取代了文革前的祥和、講禮貌的氣氛，街上到處有人吵架。另一個後果是，沒有人管計劃生育，文革中人口猛增兩億多。
一九六六年還沒完，我們姐弟就結束了當紅衛兵的日子。那時，父母當了「階級敵人」，兒女被要求劃清界限，有不少人確實這樣做了。劉少奇的一個女兒寫了大字報揭發她父親。我認識的人中，有人改了姓，以示與父親脫離關係；有人從來不去看望被關的雙親；還有人甚至在大會上批鬥自己的父母。
母親處在要她和父親離婚的巨大壓力之下。一天，她問我們的看法。繼續和父親在一起意味著我們會變成「狗崽子」，我們親眼見過這類孩子受到歧視和虐待。但是我們說，不管怎麼樣，我們要跟著父親。母親說她很高興，為我們感到驕傲。我們對父母的忠誠在他們遭受迫害時變得更加強烈了。我們心痛他們受的苦，欽佩他們的骨氣，厭惡迫害他們的人。在文革這場大動亂中，我們對父母滋生了一種新感情。我們也迅速脫離童稚，姐弟間沒有嫉妒、競爭、口角，沒有一般十幾歲孩子通常的麻煩，也沒有他們的歡樂。文化大革命摧毀了我們正常的青春期，使我們早熟。
在十四歲時，我對父母的愛是超乎尋常地強烈，我的整個生活都圍繞著他們。每當他們短暫在家時，我總是小心注意他們的情緒，盡力讓他們開心。在他們被關押起來時，我不斷去見那些惡狠狠的造反派，要求見父母親。見不見得到，我都設法讓他們知道我是多麼愛他們。我因此在父母親部門的造反派中出了點名，引起迫害我父母的那些人惱怒。他們恨我，還因為我有意顯得不怕他們。一次姚女士對我咆哮，說我不把造反派放在限裡，進省委宣傳部如入無人之境。他們的憤怒使他們在一張大字報上造謠，說「紅成」為我父親治病是因為我引誘了翁。
除了父母，我大部分的自由時間都和朋友們一起度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從北京回來後，我和小胖、她的女友青青一塊去了成都郊外一家飛機維修廠，在那裡待了一個月。那時我們沒事幹，正好毛澤東又因為工廠變革開展不起來而要年輕學生去「煽風點火」。
我們三個姑娘在工廠唯一煽起來的風、點起來的火是一群小夥子的注意。他們屬於該廠正陷於癱瘓的籃球隊，我們一起到郊外散步，享受大片早春蠶豆花的濃香。很快我父母的情況惡化，我就回家了，把毛澤東的命令和參加文革的義務都一古腦兒拋開。我和小胖、青青及籃球隊員們的友誼保持了下來，在我們這個圈子裡，還有我姐姐小鴻和我們學校裡的幾個女孩子，她們都比我年長。我們經常在各自家裡聚會，一待就是一整天，有時乾脆留宿。除此之外，我們無事可做。
我們對哪個籃球隊員喜歡哪個姑娘談了又談。焦點是隊長，一位長得很帥的十九歲男孩，叫「山」，他不愛開口，姑娘們就猜他到底是不是喜歡青青。青青非常喜歡他，每次見他之前，總是緊緊張張地把她那頭垂肩的黑髮洗了又洗，梳了又梳，仔仔細細地又熨又拉她的衣服，以看上去漂亮些。她甚至還撲了一點粉，擦了一點口紅，用炭筆輕輕畫眉毛。我們大家都友善地跟她開玩笑。
我也被山先生吸引，一想起他就心跳加速，有時夜裡醒來會看見他的臉，感到渾身發熱。時不時，我還喃喃地叫他的名字，害怕或擔心時，會自言自語地同他說話。但是我從來沒有對他、對朋友，甚至對自己表露過這種感情，只是羞澀地想著他。我父母的遭遇支配了我的生活，支配了我的思想，我不允許自己想一點自己的事，把這看作是對不起爸爸媽媽。文化大革命剝奪了我正常的少年生活，使我沒有過拌嘴、耍脾氣和交男朋友的少女生活。
但我並不是沒有虛榮心。我把幾大塊蠟染的抽象派圖案式的藍布片補到已褪色成灰白的褲子膝蓋和臀部，叫朋友們一看見就笑。我姥姥也莫名其妙說：「誰家女孩子像你這身打扮的。」但是我堅持要穿，我不是想把自己打扮漂亮，只是想跟別人不一樣。
一位朋友的父母都是名演員，一天，她告訴我們：他們雙雙自殺了，因為無法忍受批鬥。不久之後，另一位姑娘的哥哥也自殺了。他是北京航空學院的學生，和一些同學被指控組織反對毛澤東的政黨。警察來抓他時，他跳出三樓窗戶。他的夥伴有的被處死，有的被判處終身或長期監禁——這是對付任何想組織反對黨者的通常處罰。極嚴的懲罰使組織反對黨的情形很少發生。悲劇成了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小胖子、青青和其他一些朋友的家庭沒有遭殃，可他們一直是我的朋友。迫害我父母的人權力沒大到無孔不入，沒有給他們施加壓力。當然，朋友們仍因不隨波逐流而承擔風險。像千百萬人一樣，他們奉行中國傳統道德：「雪中送炭」。他們的友誼使我熬過了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歲月。
她們也給了我很多實際的幫助。一九六七年底，「紅成」開始進攻由「八．二六」派控制的省委大院，我們那座公寓大樓被改建成堡壘。我們奉令從三樓住宅搬到隔壁那幢樓底層的一套房間。
我父母當時正被拘留。照例我父親單位本應負責這次搬家，但是現在他們只是簡單下令要我們走。那時根本沒有搬家公司，要不是朋友們幫助，我們就連床也沒有了。即使如此，我們也僅搬走最必需的傢俱，父親那些笨重的書櫃只好放棄了，我們挪都挪不動，更不用說抬下三樓了。我們的新家原屬另一個走資派，他家原佔有兩套房間，現在得讓出一套給我們。大院的房子就這樣重作安排，騰空樓上的房子作制高點。我姐姐和我合用一個房間，我們總是死死關著那面對著荒廢後花園的窗戶。因為一打開，淤塞的下水道惡臭味就會充滿屋子。晚上我們躺在床上常聽院牆外面高喊投降的聲音，還有不時的槍響聲。一天晚上，我被玻璃破碎聲驚醒，原來一粒子彈射穿窗戶，嵌入對面的牆壁。奇怪的是，我並沒感到害怕。生活中的恐怖太多，子彈已經失去威懾力。
我開始在閒暇時寫古體詩。第一首令我滿意的詩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我十六歲生日那天寫成的。當時的氣氛照常是很黯淡，沒有人幫我慶生，我父母都在拘留中。晚上，我躺在床上，聽著遠處的槍聲、造反派的擴音器聲及令人毛骨悚然的叫罵聲。對我而言，此刻是個轉折點：過去的教育使我相信生活在人間天堂——社會主義中國，而資本主義世界是黑暗的地獄。現在我問自己：如果這是天堂，地獄又是什麼樣子呢？我真想看一看還有什麼地方比這裡更痛苦。第一次，我自覺憎惡自己的社會，渴望能有另一種選擇。
不過，我在潛意識裡仍然避免指責毛澤東。從我孩提時代起，他就是我生命的一個部分，他是神，是偶像，是主宰，我活在世上的意義和他息息相關。幾年前我還會高高興興地為他犧牲。現在雖然他的魔力已大不如前，但他仍然是神聖的，不容置疑的，甚至在此刻我也沒有想到反對他。
就是在這種黑暗中摸索、探尋的心情下，我想好了我的詩，描寫過去那種被灌輸、單純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