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資派本來是指那些推行資本主義路線的共產黨官員。其實，共產黨官員對他們推行什麼路線完全沒有選擇的自由。毛澤東和中央機構裡那些與他意見不同的人，都是以黨中央的名義下達指示，各級官員的責任只是無條件服從，無論是「左」的還是「右」的，都得執行。如果他們實在不喜歡某項指示，頂多能做的是消極抵抗，即使如此，還得盡力掩飾。因此不可能根據官員的工作決定誰是走資派。
許多官員有他們自己的見解，但共產黨的規定使他們不能向公眾流露，他們也不敢流露。所以一般群眾根本無法知道他們的共產黨上司的真正想法，更不用說靠這些想法來決定誰是走資派了。
現在毛澤東就是利用這些群眾來打倒走資派。他們並不知道誰像「走資」，毛澤東也無意讓他們獨立判斷。結果變成以官員職務來決定是不是走資派。這還不在於級別高低，關鍵是這個人是否為獨立單位的領導。在中國，人們分屬一個個「單位」，對一般群眾來說，權力的代表就是他們的頂頭上司——單位領導。不少人對頂頭上司難免有怨氣，毛澤東就利用了這一最普遍的心態。當初，他也同樣利用了學生對老師不滿的心理。各個單位的領導幹部也是共產黨權力結構中的關鍵環節，而毛澤東現在就是要除掉這個權力結構。
我父母親都是各自單位的領導，所以他們成了走資派。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突然間，大大小小單位的領導都被譴責說是執行了「資本主義」政策或「反毛主席革命路線」。如：農村自由市場、工廠工人搞技術、文學藝術相對自由、體育競賽（這項如今成了「資產階級錦標主義」）。大多數官員此時如夢初醒：原來毛澤東並不喜歡這些政策，但這些政策不是來自黨中央嗎？毛澤東不是黨的主席嗎？現在猶如晴天霹靂，他們被告知原來黨內還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發佈資本主義的政策。
每個單位總有一些人很活躍，他們稱為「紅衛兵造反派」（造反派）。他們到處張貼大字報、大標語，宣稱「打倒走資派！」召開批判大會鬥爭上司。這些大會往往聲勢浩大，而內容空泛，被鬥的人總是辨說，他們是遵照黨的命令行事。毛澤東以前總要求他們無條件服從黨，他從未告訴過他們還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他們怎會知道呢？又怎敢不服從。自己另搞一套呢？各個單位的領導也有許多支持者，組織起來保護他們，這些人被稱為「保皇派」。結果兩派互相指責，有時還動起手來。由於毛澤東從來沒有明說過要打倒所有的共產黨領導，有些造反派也猶豫了：如果他們鬥爭的領導最後又不是走資派了怎麼辦呢？除了寫寫大字報、大標語、參加批鬥大會外，一般群眾不知道究竟該做些什麼。
我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回到成都時，感覺到四周充滿茫然的氣氛。我父母現在回家裡住了，療養院要父親這種走資派離開，不得再享受特權，住院醫療，省委大院的小食堂也關了門。我們得到還在正常營運的大食堂去搭夥。儘管共產黨的機構已經癱瘓，我父母也不需要再上班了，他們卻照常按月領工資。我父母的單位都和文化有關，中央宣傳部領導人又是毛澤東不喜歡的對象，所以我父母跟全國宣傳部長們一樣首當其衝。大字報、大標語一個勁兒地猛烈抨擊他們：「炮轟張守愚！」「火燒夏德鴻！」攻擊全中國別的宣傳部長們的話也都大同小異。
我父親的省委宣傳部開批判會鬥爭他，朝他喊口號。和大多數政治鬥爭一樣，群眾的真正動力其實來自個人怨恨。鬥爭我父親最積極的要算姚女士，一個看上去正經得要命、「革命」得了不得的副處長。她一直渴望有扶「正」的一天，認定是我父親擋了她的路，眼下報復的機會終於來了。她在一次批鬥會上，朝父親吐口水，還抽他耳光。但一般說來，憤怒的程度是有限的。許多我父親的下屬喜歡他、敬重他的為人，對他並不兇狠。那些隸屬他管轄範圍但非直接領導的單位，如《四川日報》，也鬥爭他，但那裡的幹部對他沒有個人恩怨，鬥爭會只是形式。
我母親的宣傳部根本就沒有開過批鬥她的會。身居此位的人一般都難免會挨鬥。但沒人鬥她。她平素待人和善，又總努力幫助下屬解決像住房、調換單位這樣的切身問題。在過去歷次運動中，她總是盡力避免整人。大家都喜歡她，不願意整她。
我從北京回來的第一晚，姥姥忙著給我做餛飩、蒸八寶飯。飯桌上母親樂觀地述說她和父親的遭遇。她說他倆商量好了，文革之後不再當官了，要當一般老百姓，享享天倫之樂。我以後才瞭解到這只是他們自我安慰的幻想，他們不會不知道，一旦加入共產黨就沒有退出去的餘地。但在當時，他們得抱點希望才能支持下去。
我父親也說：「資本主義國家的總統都可以在一夕之間變成普通公民，更何況在社會主義國家！一輩子當官不是好現象，這會造成濫用權力。」他還向我道歉，說他一直在家搞「一言堂」，「把你們搞得噤若寒蟬，現在，你們青年人起來造我們老一輩的反，我看是件好事。」他接著說，彷彿是一半對我，一半對他自己：「我覺得我們這些幹部挨批、挨鬥沒什麼了不起，就算狠了一點，讓我們威風掃地，又有什麼關係？」
我的父母是在竭力想理解文化大革命。他們對丟官、丟特權並無怨言。但是，不久文革摧毀了他們最後一絲幻想。一九六七年到了，文化大革命突然加大了馬力。第一階段的紅衛兵運動已製造了「紅色恐怖」。現在毛澤東把目標轉向了他真正想打擊的人，以他的班子替換「資產階級司令部」和原有的層層共產黨組織。劉少奇、鄧小平，還有陶鑄，都被正式點名批判，並被關押。
一月九日，《人民日報》和新聞廣播宣佈「一月風暴」在上海爆發。上海的造反派奪了市委的權。毛澤東號召全國人民以他們為榜樣，從走資派手中奪權。
「奪權！」這在中國是一個極富魔力的詞語。有權並非意味著你能制定政策，而是意味你對下屬有生殺予奪大權。除了金錢以外，權力還能帶來特殊待遇，受人敬畏，被人討好，還有報復的機會。當時在中國，一般老百姓幾乎沒有出氣的安全閥門。這裡沒有狂熱的足球賽、壓力集團、出氣官司，甚至暴力電影。人民既不可能反抗國家體系和不公平現象，也不可能示威遊行。甚至議論政治是非——這種大多靈敏社會裡重要的緩和緊張氣氛方式——在這裡也嚴格禁止。下級不敢對上司發火，但有了權就有了發作的機會。由於這種種因素，毛澤東的「奪權」號召獲得許多支持者，他們都想對某些人展開報復。權力固然會帶來危險，但它到底比沒權強些，對從來沒有掌過權的人來說，更是如此對一般老百姓而言，現在毛澤東猶如降了一道聖旨，「權力」成了一個可以搶奪的東西了。
造反派的士氣一下子高漲起來。各種各樣的人：工人、教師、營業員，甚至政府機關的幹部，都當上了造反派。造反派以上海為榜樣，對失勢的保皇派大打出手，逼他們投降。全國早期的紅衛兵組織（包括我學校裡的）也在此時解散了，因為它們以高幹子弟為核心，而現在高級幹部全成了文革的主要攻擊對象。北京一些老紅衛兵起來反對文革的這種新發展趨勢，結果都被逮捕。四川省主要負責人的一個兒子寫了張反對毛夫人的大字報，被亂棍打死。
省委宣傳部那些把我父親從家裡帶走的人現在搖身一變，成了造反派，姚女士是他們的領袖，她也當上了整個省級機關的造反派頭頭。造反派一出現就分裂成若干派系，為爭奪每個單位的權力而混戰，他們互相指責對方「反文化大革命」或者是「保皇派」。在成都，多如牛毛的派系很快在兩所大學的大旗下匯聚成兩大派：即四川大學的「八．二六」和成都大學校溫和的「紅成」（紅衛兵成都部隊）。它們在全省內各自指揮數以百萬計的群眾。姚女士的組織依附於「八．二六」，而她的反對派則和「紅成」掛鉤，後者的成員多敬重我父親。
我們省委大院圍牆外的樹木和電線桿上，「八．二六」、「紅成」各自安裝了擴音器，每天不分晝夜地謾罵對方。一天晚上，我聽到廣播說「八．二六」聚集了幾百名支持者武裝攻下了一家「紅成」控制的工廠，他們抓住了「紅成」派的工人，用各種刑法折磨他們，有「噴泉」（打破頭顱，血噴湧而出）。還有「風景畫」（用刀亂割受害人的臉）。「紅成」的廣播說有幾名工人從房頂上跳下來成了烈士。我猜想他們是不堪折磨而自殺的。
造反派鬥爭目標之一是各單位拔尖的業務人才，不僅包括傑出的醫生、作家、藝術家和科學家，還有工程師、熟練工人，甚至掏大糞的模範。造反派指責他們是走資派的紅人，當然，仇恨的真實原因往往是妒忌。不少人假革命的名義要踩著別人頭頂爬上去。
「一月風暴」也觸發了對走資派的野蠻施暴。現在這些人已被奪走權力了，人們受煽動，放膽地折磨他們。那些過去仇恨共產黨上司的人抓住這個機會進行報復，當時四川流行的話是：有仇報仇，無仇打破頭。當然，歷次政治運動的受害人沒機會這樣做，因為中央明文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