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澤東引導下，年輕一代總想著哪一天會與階級敵人戰鬥，而新聞界對「文化大革命」閃爍其辭的號召，使人們覺得大戰即將來臨。一些對政治很敏感的學生嗅到他們的偶像毛澤東和這場運動有直接關係，而所受的思想灌輸使他們毫不猶豫地跟著毛走。六月初，一些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學生舉行了幾次集會，對形勢進行分析，決定稱自己為「毛主席的紅衛兵」。他們還引用了一條經常刊登在《人民日報》上的毛語錄「造反有理」，作為他們的座右銘。
早期的紅衛兵多是高幹子弟，只有他們才有膽量搞這類活動。此外，他們是在政治環境中長大的，比其他人更熱衷政治活動。江青注意到他們，她在七月接見了他們。八月一日，毛作了一個頗不尋常的舉動：給清華附中紅衛兵寫了一封公開信，對他們的「造反有理」，表示「最熱烈的支持」。在這封信中，毛還微妙地把他早先的說法修飾成「對反動派造反有理」。對這些十幾歲幼稚狂熱的中學生來說，這封信簡直就像上帝發來的聖旨。很快，紅衛兵組織在北京如雨後春筍紛紛成立，並迅速擴及全國。
毛澤東要用紅衛兵作他的衝鋒隊，他感覺到人們對他攻擊走資派的號召反應冷淡。共產黨擁有為數頗多的支持者，另一方面，人們對一九五七年的教訓還記憶猶新。那時，也是毛澤東號召人民批評共產黨幹部，結果那些應邀提意見的人都成了右派，從此倒楣，好些人都懷疑這次又是故伎重施——「引蛇出洞」。
毛澤東如果想要動員老百姓，就得使他們不聽黨的話，只聽他一個人的。為了達到這一點，需要製造恐怖——一種可以斬除所有的顧慮，壓倒其他畏懼的強烈恐怖。對他來說，那些十幾歲到二十幾歲的少男少女是太理想了。這些人是在對他的狂熱個人崇拜及階級鬥爭的氣氛下成長的，具有年輕人的特質——愛造反、大膽、勇於為「正義事業」獻身，渴望冒險和行動。他們也無知、不負責任、易於操縱，稍一煽動就衝動，並容易傾向暴力。只有用這支大軍，毛澤東才可能使整個社會陷入恐怖氣氛，也才可以造成一場足以動搖甚至摧毀共產黨基礎的大混亂。有一條口號可扼要說明紅衛兵的使命：「誰反對文化大革命，誰反對毛主席，我們就和誰血戰到底！」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政策和命令都是通過黨組織逐級下達的。毛澤東現在撇開這條渠道不用，直接轉向千萬年輕人。一方面，他通過新聞媒體，發出一些堂皇的號召。這些年輕人就像六○年代許多西方人一樣，被「造反」、「教育革命」、「砸碎舊世界創造新世界」、「造就一代新人」這些動聽的言詞所吸引。另一方面，他又通過中央文革，特別是他的夫人江青直接到學生中去發具體指示。毛澤東深知年輕人潛在的暴力性，他說：「現在停課又管飯吃，吃了飯要發熱，要鬧事，不叫鬧事幹什麼？」
把年輕人導向控制下的暴力，犧牲品必不可少。學校裡最明顯的目標就是老師，其中一些早已成了工作組和學校當局的犧牲品，現在，青少年們又開始攻擊他們。比起父母，老師是更理想的靶子，因為父母分散在家，造反沒法集中，而且在中國文化裡老師是比父母更重要的權威人物。幾乎在每一所學校裡，老師都被污辱、毆打，有的學校裡學生私設公堂、「監獄」，有的甚至把老師折磨致死。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第一次接見了一百多萬年輕人。日後，他又如此接見過七次，共一千三百萬人。在這首次大會上，林彪第一次以毛澤東代言人身份出現在毛身邊、公眾面前。他號召紅衛兵衝出學校大門，殺進社會，「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四舊）。」
紅衛兵們按照這個含糊不清的口號指示，衝上街頭，抄家、砸古董、毀文物、撕古畫、燒書。就這樣，幾乎所有的私人收藏品都毀於一旦。許多作家、藝術家受盡各種方式的凌辱、毒打，強迫他們目睹自己的作品化為灰燼，不少人含恨自殺。博物館遭抄、砸，宮殿、廟宇、古墓、塑像、寶塔、城牆這些「舊」東西當然在劫難逃。只有少數地方躲過浩劫，如紫禁城，是周恩來派駐軍隊，並下特殊法令保護的結果。
毛澤東稱讚紅衛兵的行動「好得很！」，號召全國上下支持他們，並鼓動紅衛兵擴大攻擊的目標，增加恐怖。以往在共產黨統治下享有特權的各行各業的頂尖人物都被冠上「反動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罪名。紅衛兵的施暴對象還包括「老」階級敵人，以前的地主、資本家、與國民黨有關係的人，以及先前政治運動中的犧牲品，如「右派」等，他們的孩子也包括在內。
文革前大多數的「階級敵人」沒有被處死或送去勞改，而是放在群眾中「監督」。警察只准對指定的人提供檔案資料。現在政策改變了，新上任的公安部長謝富治下令把「階級敵人」交給紅衛兵處置，並把這些人的「罪行」告訴紅衛兵，如「陰謀推翻共產黨」，以激發青年人的怒火。
文革之前，私設公堂，嚴刑逼供是被禁止的。現在，謝命令公安人員：「不要受過去規定所約束，不管是國家的，還是公安機關的。」他還說：「我不贊成打死人，但有人（紅衛兵）如果對階級敵人恨之入骨，欲置之死地，我們也勸阻不住。」
酷刑拷打之風頓時盛行全國，特別是在抄家時。被抄家的人得跪在地上對紅衛兵磕頭，紅衛兵則揮舞銅頭皮帶連打帶踢。他們還多被剃成「陰陽頭」，頭髮被剃光一半。財產不是被砸爛就是被抄走。
北京打人最厲害，這裡有中央文革小組在旁煽風點火。城區的一些劇場和電影院被用作審訊室，受害人痛苦的哀嚎聲使人們都避開這些地方繞道而行。
最初，紅衛兵是由高幹子弟組成的。不久，當其他階層出身的人漸漸加入時，有些高幹子弟就成立了他們自己的特殊組織。毛澤東和他的心腹們採取了幾個步驟有意地增強他們的優越感。在毛澤東第二次大規模接見紅衛兵的集會上，林彪佩戴他們的袖章，以示自己也算是他們其中的一員，江青還把十月一日國慶日在天安門金水橋前值勤的這種「神聖任務」派給他們。結果，一種荒謬「血統論」出現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在這種「謬論」的支配下，一些人橫行霸道，甚至在學校辦「勞改營」，折磨那些「出身不好」的孩子。
毛澤東為了製造他想要的恐怖和混亂，故意放手讓這些紅衛兵無法無天地幹。實際上，誰被打或誰打人，對毛來說，都無關緊要。文革初期的犧牲品並不是他真正想要對付的目標，他也不特別喜歡或信任他的小紅衛兵，只不過是利用他們。從紅衛兵的角度來看，那些熱衷抄家、拷問的人也不全都忠於毛澤東，他們不過是因本性殘酷，抓住這個合法的撒野機會，盡情享受。
其實只有一小部分的紅衛兵真正捲入殘酷的暴力活動，大部分的人都盡量避免參與，他們可能避開是因為紅衛兵是鬆散的組織，總的來說，沒有人用槍逼著你幹壞事。事實上，毛澤東本人從未下令叫紅衛兵去殺人，他的指示曖昧不清，一個人無須捲入暴力或邪惡行動也可以感到忠於毛澤東，那些選擇暴力的人不能把罪過全推在毛澤東身上。
但毛澤東鼓勵暴力也是事實。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他第一次接見百萬紅衛兵時，曾問一名紅衛兵叫什麼名字？當她回答「宋彬彬」時，毛問：「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宋回答：「是！」毛說：「要武嘛！」毛澤東很少在公開場合講話，這三個字被大肆宣傳。被紅衛兵當作真理似地遵從。九月十五日，毛澤東第三次接見紅衛兵時。他的代言人林彪站在他身邊宣佈：「紅衛兵小將們！你們鬥爭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那些走資派、反動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吸血鬼及寄生蟲，都被你們搞得狼狽不堪。你們做得對！做得好！」台下馬上響起一片震耳欲聾的「毛主席萬歲！」狂呼聲，天安門廣場上黑壓壓的人群激動地流下熱淚、誓言忠誠！毛澤東像慈父般地揮手致意，更引起狂喜。
毛澤東通過中央文革控制了北京的紅衛兵。他又發出號召，要他們到各省去串聯，鼓動外地以北京為榜樣。我姥姥在錦州的弟弟玉林和他的妻子被毆打後，連同兩個孩子一道下放到農村。共產黨剛到錦州時，玉林因有一張國民黨特務證而受到懷疑，但那時並無事。到現在，才遭了大殃。那時我家完全不知道這些事，人們避免通信，以免不知何時誰會牽連到誰，禍從天降。
四川人當時並不十分清楚北京的恐怖氣氛，紅衛兵在四川較少暴行，部分原因是沒有中央文革小組在煽動。另一方面，四川的警察對公安部長謝富治的命令裝聾作啞，並不賣力把「階級敵人」交給紅衛兵。當然，四川的紅衛兵和其他省一樣，也模仿北京。這兒有著同樣的混亂情形——控制下的混亂。紅衛兵抄那些指定的犧牲者的家，卻不去商店搶東西。大多數的機關、商業、郵電和運輸仍運作如常。
我的學校在一些來自北京的紅衛兵幫助下，於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成立了紅衛兵。那段時間我一直待在家裡，裝病逃避開會和可怕的口號，所以幾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