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代初，儘管毛澤東的經濟政策引發了大災難，他仍是中國至高無上的領袖，民眾崇拜的偶像。但是由於這段時間實際上是由務實的領導人在管理國家，因此在文化、藝術方面，相對地較為自由。在經過漫長的冬眠後，一大批戲劇、電影、小說破土而出，當然，沒有一本書、一齣戲公開批評共產黨，很多只是歷史題材。當時毛澤東處於守勢，越來越依賴他的夫人江青。三○年代時，她在上海做過演員。這倆口子對那些歷史故事感到很不是滋味，覺得它們是在影射現實，攻擊毛澤東本人。
借古諷今在中國已有悠久歷史，人們都懂得這種諷諭手法。一九六三年四月，毛澤東下令禁演「鬼戲」——一種專講冤魂向枉殺他們的惡勢力復仇的戲，這類戲使毛很不舒服，那些復仇的鬼魂太像他統治下死去的「階級敵人」了。毛澤東和江青還特別把矛頭指向「明戲」，這類戲的主人翁多是明朝著名的清官海瑞，他冒著生命危險為民請命苦諫皇上，為此丟了官，被放逐到偏遠地區。毛澤東懷疑海瑞是影射彭德懷元帥，這位前任國防部長於一九五九年批評毛澤東的導致大饑荒的經濟政策而被毛罷了官。彭德懷被罷官後不久，一系列以海瑞為主題的「明戲」風行一時。江青要作家寫文章批判，又要中央宣傳部、文化部的部長禁戲，不過這些人都不理睬她。
一九六四年，毛澤東理出一張名單，說三十九位藝術家、作家、學者是「反動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一種新的階級敵人。其中就有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作者吳晗和最先提出計晝生育的馬寅初教授。馬先生已於一九五七年因倡導計畫生育被畫成了右派，這次又罪加一等：毛澤東意識到計晝生育不搞不行，馬先生顯然比他高明，證明他錯了。
這張名單沒有公開，這三十九人所屬的黨組織也沒有清洗他們。毛澤東下令把名單發下去，發至我母親這一級幹部，要各級黨組織照樣抓「反動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一九六四年冬天，我母親被派到成都「牛市口」中學當工作組組長，責任是從高級教師和喜歡舞文弄墨的人物中抓些可疑者。
我母親很不情願，特別是這次運動威脅到的是她最欣賞的人。此外，就算她熱心搜尋，也抓不到。人們對從前的政治運動還記憶猶新，很少有人敢開口講話。我母親把她的想法向主管整個成都市這場運動的上司鮑先生作了匯報，鮑也深以為然。
一九六五年過去了，我母親抓不出一個「反動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鮑先生也沒有對她施加壓力。他們的消極態度反映了共產黨幹部當時普遍的情緒，大多數人對整人的政治運動厭倦透了，只希望提高生活水準，過正常生活。但他們並沒有公開反對毛澤東，相反地還在鼓動對毛的個人崇拜。只有少數一些人對神化毛澤東運動的迅速擴展感到焦慮不安，然而他們無能為力。毛澤東的權力太大，威望太高，勢不可擋，最多只能消極抵制而已。
毛澤東注意到共產黨幹部對他的政治運動不積極，他認為這表示他們對他已不再那麼忠心耿耿。當他下令發表一篇批判北京市副市長吳晗的《海瑞罷官》文章時（即姚文元寫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北京市委和負責文藝、宣傳的中央宣傳部都拒絕刊登，這證實了他的懷疑。發表姚文元的文章對毛很重要，他希望藉此動員民眾捲入他的政治運動。他和民眾之間一向是由共產黨組織作橋樑，現在他發現這道橋粱不通暢了，他等於失去了控制權。
毛澤東感到岌岌可危，他怕史達林那樣的下場，更怕還在世就要被「赫魯雪夫」取代。他決心先發制人，摧毀他說的「中國的赫魯雪夫」——劉少奇，以及他在黨內的追隨者。這個整人運動就是所謂的「文化大革命」。毛深知自己是孤軍作戰，但這倒使他覺得「獨立寒秋」，在傲然向全世界挑戰，也給了他機會運籌帷幄。他甚至把自己想像成悲劇英雄，與強大的共產黨機器大決戰。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毛澤東屢次要北京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而不成，終於在上海把它發表了，這裡是他的親信當權。在姚的文章裡，「文化大革命」這個字眼第一次出現了。共產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不轉載這篇文章，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也拒絕轉載，各省呢，有的轉載了，有的也不轉載。我父親當時管《四川日報》，他不想登這篇文章，因為他意識到此文不僅是針對彭德懷，而且號召開展新的政治運動。他去見專管文化事務的省委書記，這位先生決定打電話請示鄧小平。鄧當時不在辦公室，賀龍元帥接了電話，賀龍是鄧小平的好友，也是政治局常委。賀龍在電話裡說不要轉載姚的文章。
四川在十二月十八日登載姚的文章，是最後刊登的省份，比《人民日報》十一月三十日還晚。《人民日報》轉載時，總理周恩來專門寫了「編者按」，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學術討論，不是整人的政治運動。周當時顯然是這場權力鬥爭的和事佬。
後來的三個月，毛澤東的對手們，加上周恩來，進行了一系列活動，想把文化大革命從整人的軌道上引開。一九五六年二月，當毛澤東不在北京時，政治局通過了一個決議，後來稱為《二月提綱》，強調學術問題的爭論必須局限在學術範圍內，不能變成政治迫害。毛澤東反對這個決議，但政治局充耳不聞。
同年四月，四川省委要我父親按照《二月提綱》精神起草一份稱為《四月意見》的文件以指導四川的文化大革命。內容有：這是一場學術討論，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能當「黨閥」，不能以勢壓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正當此文件準備在五月份發表時，突然接到命令停止發表。此刻政治局有了新的決議，這回毛澤東在場，佔了上風，並加上周恩來的支持。毛澤東推翻了《二月提綱》，下令清算所有持反對意見的學者和他們的觀點。他還說是共產黨內的當權派包庇「反動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以及其他階級敵人，這些人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簡稱「走資派」）。他對他們宣戰，「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此拉開序幕。
偌大的中國共產黨中，誰是「走資派」，毛澤東當然不可能心中有數。他知道他要打倒整個北京市委，這時已做到了。他也知道要打倒劉少奇、鄧小平和黨內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但毛並不清楚在龐大的共產黨機構中誰忠於他，誰追隨劉、鄧和他們的「資本主義道路」。他估計自己僅控制了黨內三分之一的人，為防有漏網之魚，決心推翻整個共產黨。他相信那些忠於他的人將在大風大浪中湧現出來。套句他的話就是：「破字當頭，立在其中」。毛並不擔心他的行動會把整個中國共產黨毀了，他的「皇帝」身分壓倒了共產黨員身分。他也不管會不會傷及無辜，甚至那些最忠於他的人。毛最佩服的人之一是曹操。有一次，曹操因多疑而錯殺了一位救了他性命的老者全家，當他明白殺錯了後，說：「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
毛不清不楚地叫喊反走資派，可把全國老百姓和絕大多數共產黨幹部都搞糊塗了，大家不明白他到底要幹什麼，也不知道他想對哪些人下手。我父母也像別的官員一樣，只知道毛澤東要打倒一批共產黨幹部，但不知道是誰，也許就是他們自己，大家惶惶不可終日。
就在此時，毛澤東作了一個最重要的組織安排，建立起個人的發號施令體系，獨立於現有的共產黨組織之外——雖然名義上仍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領導之下，這樣他就可以以黨的名義發令。
首先他把一九五九年接替彭德懷任國防部長的林彪提拔為副手，林就是那位在軍隊裡不遺餘力地推行崇拜毛澤東運動的人。毛澤東又設立了中央文革小組來直接、具體領導文化大革命，讓他以前的秘書陳伯達任組長，而實權在他夫人江青和康生手裡。
下一步，毛澤東改組了新聞媒體。最重要的是《人民日報》，老百姓都知道它是共產黨中央的喉舌。毛澤東於五月三十一日派陳伯達去執掌《人民日報》，以確保他能暢通無阻地向億萬中國人直接下令。
《人民日報》從一九六六年六月起，每天頭版頭條都套紅，有各種口號、社論、要「大樹特樹毛主席的絕對權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要人民追隨毛澤東，參加文化大革命。
六月初，我們學校的正常教學完全停止了。每天上學只是政治學習，讀毛澤東著作、報紙上的社論。校園裡安裝了大喇叭，天天喊《人民日報》上的標語。報紙的第一版常是一幅通版的毛澤東像，還有若干《毛主席語錄》。我至今仍記得那些通欄口號：「毛主席是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澤東思想是我們的命根子！」「誰敢反對毛主席，我們就要全黨共討之，全國共誅之！」「全世界人民熱愛偉大領袖毛主席！」由於天天反覆地念，這些口號都深印在腦海裡。報紙上還總有外國人仰慕毛澤東的故事，歐洲人爭購《毛澤東選集》的照片，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也被用來加強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讀報很快發展到背誦《毛主席語錄》，這是本紅塑料皮、巴掌大的「小紅書」，每個人都發有一本，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