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我母親帶我去「實驗小學」報名。我身穿一件粉紅色燈芯絨外套和綠色法蘭絨褲子，頭髮上扎個粉紅色大蝴蝶結。我們直接走進校長辦公室，校長、教導主任及一位教師正在等我們。她們笑著迎上來，敬稱我母親為「夏部長」，把她當大人物看待。後來我才知道這所學校隸屬我母親管轄。
她們之所以安排這次特殊的面試，是因為我只有六歲。按規定，小學只收七歲以上的孩子。而這次甚至連我父親也不在乎打破規定，他和我母親想讓我早點上學。面試時，我流利地背誦了古詩，寫了一手漂亮的漢字。使學校確信我的能力已超過了學齡。後為校長和她的同事們又讓我做標準入學考試，結果也令她們十分滿意，就這樣我破例入了學。我父母為我感到自豪，因為好些他們同事的小孩都被這所學校拒收。
每個父母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進實驗小學，因為它是成都市及全省最好的「重點」學校。當時進重點學校非常困難，入學嚴格按考試成績，即使是高幹子弟也沒有優先權。
每次我被介紹給一位新教師時，人們總是說：「這是張部長和夏部長的女兒。」我母親常騎自行車到學校來檢查工作。一天，天氣突然變冷，她給我送來一件繡花綠燈芯絨外套。校長親自到我班上把衣服交給我，全班同學都盯著我看，令我感到非常難堪。我像其他小孩子一樣，總是不想在團體中顯得太突出，希望能被同齡的人接受。
每個星期我們都有考試，成績貼在佈告欄上，我總是名列前茅，使落在後面的同學不大舒服，他們在背後叫我「千金小姐」，有時還惡作劇，把青蛙放到我書桌的抽屜裡，或把我的辮梢繫在座位靠背上面。他們還說我缺乏「集體主義精神」，瞧不起人，我知道我只是喜歡獨自行事。
除了大躍進時我們停課煉鋼外，學校的課程和西方學校差不多。沒有政治課，但有必修的體育課：跑步、跳高、跳遠，還做體操、游泳。我們每人都得參加一項校外體育運動，我選了網球。訓練的目的是培養、選擇職業運動員。起初我父親反對我參加，但我的網球教練——一位漂亮的年輕姑娘，穿著短短的運動褲去找我父親談。她衝著他迷人地笑著，告訴他網球這項最雅緻的運動在中國尚未廣泛推展，他的女兒應該「樹立榜樣」。我父親管四川省的體育，不得不同意。
我很喜歡我的教師，他們都很優秀，上起課來我都聽得津津有味。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名叫達力的自然科學課教師。他為我們講解把衛星送入軌道的理論（蘇聯人剛剛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登訪其他星球的可能性。在他的課堂上，就連最不守規矩的男孩子也會入迷地粘在座位上。我偶然聽到有同學在背後說他是「右派」，但誰也搞不清楚這是什麼意思，也沒有影響我們打心眼裡對他的尊敬。
我母親在若干年後告訴我達力先生曾是位兒童科幻作家，他在一九五七年被劃成右派，因為他寫了一篇關耗子偷食養肥自己的文章，被指控為含沙射影，攻擊共產黨幹部。他不能寫書了，要下放去農村。我母親全力運用關係把他調來實驗小學，當時很少有幹部敢用右派。
也就是因為這分勇氣，她被派來主管我們掌校。按地理位置，這所學校應屬成都市西城區，但市政府想讓學校擁有最好的師資，而好教師往往來自「成份不好」的家庭，我們的教導主任的丈夫就是前國民黨軍官，當時還在勞改。通常這類背景的人不可能有好工作，但市政府知道我母親敢對他們委以重任。我父親多多少少是她的靠山，她比西城區的同事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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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我父親應邀把他的孩子送進一所緊靠省委大院的新學校「泡桐樹小學」，得名於校園裡成蔭的泡桐樹。學校是西城區辦的，這個區一所重點學校也沒有，現在想辦一所。他們從別的學校調來優秀的教師，因為省上大人物的孩子們都送來這裡，所以這所學校馬上以「貴族學校」聞名。
在泡桐樹小學建立之前，成都有一所為高級軍官子女開辦的寄宿小學。一些政府高官也把孩子送進去。這所學校有個「比吃比穿比爸爸」的聲名，在這裡常常可以聽到：「我爸爸是師長，你爸爸才是個團長！」一到周末，學校門外小汽車排長龍。保姆、警衛、司機等著接孩子回家。許多人認為這種風氣對孩子有害，我父母對這所學校更是反感。
泡桐樹小學並不是特權學校。在和校長及一些教師見了面後，我父母很滿意，覺得他們有信心要樹立良好的德育典範和紀律。更難得的是，每年級只有二十多名學生。而實驗小學僅我的班上就有五十名學生。當然，泡桐樹小學的這種師生比例是方便照顧住在附近的高級官員，我那位不再那麼認真執著的父親為了我的教育也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我的新同學大多數是省級機關幹部的孩子，有些和我住在同一個大院裡。除了學校，省委大院就是我的全部世界。花園裡到處是精心培育、修剪的花草樹木，白果樹、棕櫚樹、劍麻、夾竹桃、木蘭花、山茶、玫瑰、木槿，還有兩棵稀有的紫荊樹，奇異地依偎在一起生長，互相連接的樹枝像兩支緊挽的胳膊，儼然是一對難捨難分的情侶。它們還很敏感，如果在其中一棵的樹幹上搔搔，哪怕很輕，兩棵樹就都會一塊抖動起來，樹葉不停地搖晃，我們叫它們「癢癢樹」。午飯後，我常坐在紫籐蘿架下的鼓形石凳上，手肘支在石桌上讀書、下棋。周圍是五彩繽紛的花葉，不遠處一棵棕櫚樹兀立著，高傲地直插天空。我最喜愛的是爬滿棚架的七里香花。開花時節，滿屋生香。我喜歡坐窗前，凝視著它，拚命吸那濃郁的芳香。我們剛搬入省委大院時，住在一幢帶有庭院的樓房內。它是中國傳統式的建築，沒有現代化設備，室內沒有自來水、抽水馬桶及瓷浴缸。一九六二年，若干幢擁有這些設施的西式公寓在大院的一個角落建成，我家分到一層。搬入之前，我參觀了這個新奇的世界，冷熱水開關啦，抽水馬桶的水缸啦，裝在牆上嵌了鏡子的壁櫃啦！我都覺得妙不可言。我用手撫摸著浴室牆壁上光亮的白瓷磚，覺得它們是那樣的涼爽宜人。
大院內有十三幢公寓四幢分給各部部長，其他分給處長。我們的公寓佔了整整一層，而處長們是兩家分享一層。我們的房間比他們寬敞，我們有防蚊紗窗，他們沒有。我們有兩間浴室，他們只有一間。我們一星期有三天熱水供應，他們沒有。我們有電話。這在當時極少，他們沒有。下層幹部住在街對面一個小點兒的院子裡房間設施又差一截。幾位省委書記在省委大院裡擁有獨立的院落，兩道院門晝夜有持槍衛兵守衛。只有特別授權的人才允許進出。「書記院」裡每位書記佔一幢兩層小洋樓。第一書記的住宅門前台階上，還有衛兵把守。我就是在這種對等級和特權都習以為常的環境中長大的。
所有在大院內工作的成年人進出大門時都需出示證件。我們小孩子沒有證件，但警衛認識我們。如果我們有朋友來玩，就複雜了。他們得填表，然後警衛再打電話到我們家，家裡人得走到前門把人領進去。工作人員不歡迎別的孩子進入省委大院，因為怕吵鬧。這使我們不便帶朋友到家裡來玩。我在實驗小學的四年內，只請過幾次女同學來家玩。
除了上學，我很少到院子外面去。有時，我和姥姥一塊去百貨公司，但我從來沒有慾望買什麼東西，「消費」對我而言，是個生疏的概念，我父母只在特別日子才給我零花錢。我們的小食堂像飯館，飯菜很好吃。除了饑荒年間，每頓總有七八樣菜可選擇。廚師們是精選來的，不是特級，就是一級（和教師一樣，廚師也分等級）。家裡也總有糖果和水果，除了冰棒之外，我說不出還想買什麼別的吃，一次「六一」兒童節，父母給了我一些零花錢，我一口氣吃了二十六根冰棒。
省委大院內的生活自成一個世界，這裡有電工、水管工和其他修理人員，還有商店、理髮店、電影廳和舞廳。當時非常流行跳舞，每逢周末，省委機關不同層次的工作人員有不同的舞會。在從前美軍俱樂部裡舉辦的舞會是為處長以上的幹部開的。它總有一個樂隊，省歌舞團的男女演員們也被請來助興。有些女演員常來我家和我父母聊天，然後帶我在大院裡散步。能和她們走在一起我感到很驕傲，因為演員是眾所矚目的焦點。人們對他們特別寬容，他們的穿著可以比別人更豐富多彩，甚至可以有風流韻事。我父親按理說是他們的上司，但這些演員不像別人那樣對他畢恭畢敬，反而常跟他開玩笑，叫他「明星舞者」。我父親只是笑笑，看上去很不好意思。舞會跳的是簡單的交際舞，舞伴們有點拘謹地在光滑的地板上轉來轉去。我父親確實是舞場高手，顯然玩得很開心。我母親不會踩拍子，也就不喜歡跳舞。休息時候，孩子們進入舞池，相互手拉手，在地板上做「滑雪」遊戲。場內的氣氛是熱鬧而歡快的。蒸騰的熱氣，撲鼻的香水，衣著鮮麗的女士和眉飛色舞的「紳士」，形成了一個我夢想的神奇世界。
每個星期六晚上都放電影。一九六二年，隨著政治氣氛的鬆弛，甚至有些來自香港的片子，大多數是愛情片，使人們一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