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親離開錦州之前，一向同情她的組織部長堅持要婦聯吸收她為共產黨預備黨員。這位部長說她該入黨了，因為她要到新地方去工作，那裡不瞭解她，入黨會很難。這個決定意味著在一年之內，只要她能用行動證明，就可以成為正式黨員。
我父母加入了一群有一百多人的隊伍、往西南進發，大多數人是嫁給四川人的東北人。為了這次行軍，所有人被編成部隊建制，換下灰色幹部裝，穿上綠色軍服。內戰仍在他們途經的地方激烈地進行著。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姥姥、夏瑞堂和我母親最親近的朋友，都到車站為他們送行。朋友中有好些仍受共產黨的懷疑。離別時，我母親內心充滿矛盾。一方面，她覺得自己就要擺脫困境，像一隻籠中鳥突破樊籠、飛向一空。另一方面，又覺得萬分難捨，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到這些至愛的人。特別是她的母親呢？旅途凶吉未卜，四川當時仍在國民黨手中，而且行程約有一千哩，真是難以置信的遙遠！將來不知道自己能否再回錦州。她想放聲大哭，但又強忍住眼淚，不想讓母親太難過。當站台漸漸從視野中消失時，我父親安慰她要堅強起來，告訴她「參加革命」的青年知識分子，必須「過五關」，即通過艱苦的磨練，對家庭、學業、愛情、生活、體力勞動保持一種全新的態度。共產黨的理論是知識分子應去除「小資產階級劣根性」，向佔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看齊。我母親已聽過無數次這樣的理論，她承認要為新中國奮鬥就得改造自己，她剛寫了一首詩，裡面有這樣一句：「脫掉繡花衫，迎接滿天的風沙。」但她也需要溫柔和體貼，可惜沒能從我父親那裡得到。
到了天津時，沒有火車坐了，因為往南去的鐵路因黃河氾濫和戰爭破壞已停止運行。我父親建議在天津城裡轉轉，想紓解一下我母親因離別而生的哀傷與鬱悶。天津是一個大港口城市，近代美國、日本和一些歐洲國家都在這裡擁有租界。薛之珩就曾隱退在天津的法租界裡，儘管我母親當時並不知道此事。這裡一區一區的建築都有不同的異國情調：建於本世紀初的巍峨法國式宮殿，明亮雅緻的義大利宅邸，浮華的晚期洛可可式奧匈帝國小樓，就像各國在這裡舉行了一個彼此炫耀，也向中國人炫耀的薈萃展覽。母親在東北看慣的儘是低矮、單色調的日本銀行以及綠屋頂濃黃色牆的俄國銀行，如今這些奇風異格的建築令她眼界大開。父親也是第一次觀賞到這種景緻，以往他只是在外國文學作品中讀到有關這些歐洲的建築風格。當他們沿著散發出濃烈槐香的林蔭大道漫步時，我母親能感到我父親正興致勃勃地盡力想把自己的興奮感染給她。但她仍舊情緒低落，不僅想念母親，內心還憤憤不平，埋怨我父親不會說一句體貼話，不會表達溫情。
鐵路線的中斷是「長征」的開端，他們得靠兩條腿繼續行程。共產黨軍隊忙著向前推進，後方還存在地主武裝、土匪和殘餘國民黨部隊。我父親這支百十來人的隊伍只有三支槍，一支在父親手裡。好在每到一地，當地政府都派一隊士兵護送，帶著一、兩挺機槍。
他們每天必須步行很長的一段距離，背著鋪蓋卷和隨身用品。對那些打過游擊的人來說，這算是小事一樁，但我母親從沒有這樣走過，一天下來，滿腳水泡。到了晚上，她把腳泡在熱水裡，按照同事教的方法，用針和頭髮挑破水泡，擠出積水。這樣做能帶來短暫的輕鬆和舒服，但第二天再上路時，卻是一陣陣鑽心的痛。她不可能停下來，只能咬緊牙關，掙扎著往前走。
大部分旅程無大路可走，泥土的小路天晴時還好說，一下雨就是一片泥濘，又爛又滑。我母親記不清摔過多少次跤了。每到住地，渾身是泥，得先找水洗衣服，再弄火烤乾。一連幾天這樣折騰下來，我母親一到住地就筋疲力竭地癱倒了。一天，他們在大雨中步行，氣溫高達三十攝氏度以上，母親內衣被汗水浸透，外衣又被雨水打濕。當隊伍開始翻爬一座三千尺高的山時，她渾身已是一點勁兒也沒有了，身上的背包像千斤重的巨石，汗水混雜著雨水順著前額往下淌，眼前一片迷濛，金花四冒。她大口大口地喘粗氣，雙腿像灌了鉛一樣沉重，世界變得毫無意義了，只剩下掙扎，拚命機械地抬腳、移步。好不容易挪到山頂，才稍為鬆口氣：下山總該容易些吧？誰知更難，傾斜的山勢，又陡又窄的小道，一邊是峭壁，一邊是深溝，她的小腿肌肉發軟、發抖，抖得厲害，難以舉步，路又滑得厲害。好幾次，她緊緊抱住樹幹，才沒有跌下山澗。
翻過山，又是河，水深齊腰。她在水中也站不穩，到了河中間時，一股急流撲來，她身體一晃，眼看就要摔倒，幸好旁邊一位男子一把拉住了她。就在此時，母親望見一位與她同等級的女人正坐在她丈夫的車裡，母親差點要哭出來。這位先生和我父親一樣，也是位高級官員，他們的職位可以在行軍中乘吉普車或騎馬。我母親經常希望丈夫能主動讓她搭車，或至少幫她帶上背包，但我父親從來不開口。就在她差點淹死在河裡的那晚，她向父親提出，要他偶爾讓她搭吉普車，她說自己累得不得了，又經常嘔吐。父親說他不能這樣做，按規定母親沒有資格乘車，坐他的車就是「夫榮妻貴」。父親認為他必須破除中國傳統的沾親帶故惡習，而且我母親身為知識分子，更就該經受磨練。「那為什麼那位女幹部能乘丈夫的車？」母親問道，父親解釋說，她是一位「老革命」，有特殊理由這樣做。她在三○年代就和後來成為朝鮮首相的金日成共同指揮過一支游擊隊，在東北與日本人作戰。在漫長的革命生涯中，她歷盡磨難，第一任丈夫就是被史達林下令處決的。「你不能和她比，」我父親說，「你不過是個青年學生，如果別人說你嬌氣，會嚴重影響你的前途，我是為你好。」他提醒她，她只是個預備黨員，能否轉來正式黨員，還有待批准。「你只能選擇一個」，他說，「坐車或者入黨，兩者不能兼得。」
我父親有道理。中國革命基本上是場農民革命，農民都曾有過艱苦的生活經歷，對追求享受和安逸的人都特別敏感，因而參加革命的人按規矩必須鍛煉自己對艱苦生活甘之如飴。我父親自己在延安及後來在東北打游擊時，就經歷了這些磨練。我母親也懂得這道理，但在她輾轉跋涉、生病、疲乏、流汗、嘔吐、背包像山一樣沉，腿如鉛塊重時，她就忍不住要抱怨丈夫沒有給自己應有的同情和幫助。宿營地多在小學教室、空出來的倉庫或廢棄的廟宇裡，男女擠在地上一個挨一個睡下。當晚，我母親再也控制不住了了，第一次哭了起來。我父親就躺在她旁邊，她轉身背對著他，將頭埋在雙臂裡，試圖摀住哭聲。我父親馬上醒過來，忙用手蒙住她的嘴，悄悄在她耳邊說：「別出聲！別人聽見了，你就得挨批！」當時被批評是件非常嚴重的事。她的同志們會說她不配當革命者，是個意志薄弱的膽小鬼。父親急忙塞一給她一條手帕，讓她摀住哭聲。
天亮後，母親所屬的小隊黨支部書記——也就是那位渡河時救過她的男人，把她叫到一邊說，同志們對他的哭泣有意見，說她就像「一個剝削階級的嬌小姐」。這位書記不是不同情她，但他也不得不轉達其他人的批評。他說走幾步路就哭，太丟人。從此後，我母親再也沒哭過。
這次「長征」最危險的地段是在剛被共產黨佔領的山東省境內。這一天，當他們在一個山谷裡行進時，一陣密集的子彈從山上打下來，隊伍立刻疏散找掩體，我母親躲在一塊大岩石後面。護送他們的解放軍分路攻擊山頭，雙方互射了約十分鐘後，偷襲者逃跑了。有一位戰士中彈身亡，有幾位負傷。大家動手埋了死者，我父親和其他官員把馬讓給傷員。
經過四十天的行軍和若干小規模戰鬥，他們到達了錦州南面七百哩處的南京市。這裡原是國民黨的首都，有中國的「火爐」之稱。眼下已是九月中旬，還是熱得像進了烤箱。他們被編入西南服務團，住進一所營房。母親床上的竹涼席上有一個人形汗漬印，這是以前住過的人留下的。從到達之日起，他們天天接受軍事訓練，打綁腿、打背包、頂著酷日急行軍。身為軍隊的一部分，他們必須嚴守紀律，得穿粗厚的卡其布軍服和粗土布襯衣內褲。制服的鈕扣直扣到脖子上，熱得發昏也不準解開透透風。和大家一樣，我母親總是熱得喘不過氣來，制服背後一大塊汗漬印。他們戴著軍帽，帽子緊緊扣在頭上，頭髮不準外露，母親的帽邊一直浸在汗水中。偶爾，他們獲准可以外出，母親做的頭一件事就是一下子吃好幾根冰棒。除了上次在天津短暫逗留外，同行的好些人從沒有過大城市，他們對冰棒好奇極了，有的人還買了一些，小心翼翼用毛巾包起來放進包裡，帶回營房給其他同志。等他們回到營房打開包時，驚訝地發現冰棒都已化成水。
除了軍訓就是政治課，講課的多是些大人物，有未來的領袖鄧小平，有後來當上外交部長的陳毅元帥。我母親和戰友們坐在中央大學綠菌苗草坪上的樹蔭下聽課，講演者則站在大太陽下，一講就是幾個小時，深入淺出，妙趣橫生，聽得大家入迷。
一天，我母親的班上進行負重行軍訓練，跑步登紫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