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涼爽宜人的秋日早晨，我母親去見王同志。秋天是錦州一年之中最好的季節，暑熱已消，但仍然暖和，可著夏裝。狂捲了大半年的風沙，此刻已消逝無蹤。
她穿著一件裁剪得體的傳統式藍旗袍，圍著白紗巾。為了趕上革命的新潮流，她剛把頭髮剪得短短的。在新政府機關的一個內院裡，她看見有個人蹲在樹下，背朝著她，正在花台邊上刷牙，她站在一旁靜靜地等候。當那人抬起頭時，一張黝黑的臉映入我母親的眼簾，他年約二十七八歲，眼睛挺大略帶憂慮。在寬大的制服下，我母親看得出他很瘦，個頭大約比自己稍稍矮一點。他若有所思，夢一般的表情使我母親覺得他像個詩人。「你是王愚同志吧！我是學聯的夏德鴻。」
「王愚」是化名，他後來成為我父親，自一九四五年以來，他一直是這個地區的游擊隊指揮官之一，幾天前，隨共產黨軍隊攻入錦州。進城後他擔任共產黨市委秘書長、市委執行委員。後來又任市委宣傳部部長，主管教育（包括掃盲運動）、衛生、出版、娛樂、體育、青年工作以及收集公眾意見等，是個不小的官。
我父親出生於離錦州大約一千二百哩遠的四川省宜賓。宜賓位於岷江和金沙江的交匯處，素有長江第一城的美名，人口當時約三萬人。這一帶地方是「天府之國」四種的富庶地區之一，溫暖濕潤的氣候很適合種茶。今天英國人品嚐的中國紅茶，大部分來自這裡。
我父親排行老七，有九個兄弟姊妹。我爺爺張德華十二歲開始就在一家布區商號當學徒。成人後，和在同一商號做事的哥哥一起創業，幾年功夫發了財，買下了一座大宅。誰知，從前的老闆眼紅他們的成就，一狀告到官府，咬定張家商號起家的本錢是偷他的，官司一打就是七年。參與審案的大小官吏，個個貪得無厭。張家兄弟為了洗清惡名，幾乎貼光了財產、資本，仍未能鬥過財大氣粗的老闆，爺爺被關進監獄。唯一解救的辦法是讓老闆撤回訴訟，這下又花去他哥哥一千塊銀元。爺爺出獄了，張家也傾家蕩產，僅剩下那座大宅。他哥哥又氣又恨，加上連年勞累，一病不起，死時才三十四歲。
我爺爺不得不承擔起養活兩家十五口人的重任。他開始重新經營商號，生意終於在一九二○年出現轉機，但很快又陷入困境。軍閥混戰，苛捐雜稅多如牛毛，再加上經濟大蕭條，他窮於應付，心力交瘁，一九三三年正當四十五歲壯年時，就撒手而去。為了還清債，他們被迫收了生意，賣了家當。孩子們從此星流雲散，有的出外打零工，有的被迫當了兵——當時到處打仗，當兵等於送死。女孩們則盡可能找個經濟寬裕的人家嫁。我父親最喜歡的一位堂姐，當時剛十五歲，只得嫁給一個比她大幾十歲的鴉片煙癮君子。轎子抬走她那天，我父親光著腳，跟在轎子後面跑，不知以後還能不能再見到她。
我父親自幼酷愛讀書，三歲便能吟通古文，鄰里稱奇。爺爺去世第二年他十三歲，正在初中讀書，因無錢以繼，只好輟學外出尋找生路。又過了一年，即一九三五年，他沿長江而下，來到重慶。這是個比宜賓大得多的城市，他在一家雜貨店裡當學徒。一天工作十二個小時以上，做完店裡的差事，還得幫老闆家打雜。每當老闆坐滑桿在城裡兜風時，我父親就得幫他提著水煙袋一路跟著小跑。笨重的水煙袋本來可以掛在滑桿上，老闆為了擺闊氣讓人提著，顯示他僱得起人專門提水煙袋。我父親沒有工資只有一張床和每日兩餐不能果腹的飯，每到夜晚，他飢腸轆轆，難以入睡。
我父親的大姐在重慶，嫁給一位教師。我爺爺去世後，奶奶就搬來重慶與她同住。有一次，我父親餓極了，跑到姐姐家的廚房裡抓了一塊冷番薯吃。他姐姐發現後衝過來對他喊著：「養母親已經夠難的了，我可再養不起一個弟弟。」我父親很傷心，奔出屋去，再也沒有去過大姐家。
他向老闆要求一天吃三餐飯，老闆非但不給，反而罵他。一怒之下，我父親跑回宜賓，到處打零工。一天找不到活幹，一天就餓肚子。周圍的人，也各有辛酸史。每天他步行去做工時，總會碰到一個賣烤餅的老人，駝著背，瞎了眼，摸索著走。為了招引行人的注意，他總用顫抖的聲音唱著小曲。每當我父親聽到這令人心碎的曲子，他就對自己說：「這個社會非變不可！」
出路在哪裡呢？我父親還能清晰地記得第一次聽到「共產主義」這個字眼的情景。那是一九二八年，他剛七歲。這天，他在離家不遠處玩耍，忽然望見一大群人圍在市中心十字路口。他從人縫中擠到前面，只見一個年輕人盤腿坐在地上，雙手被反綁著。身旁站著手持大刀的彪形大漢。年輕人向圍觀的人講說他的理想——「共產主義」，一講就是一個多小時，講完後，劊子手舉刀從他背後一刀砍下他的頭。我父親嚇得「哇！」的一聲用手蒙住雙眼，血淋淋的場面令他毛骨悚然，而年輕人臨刑前的鎮定和視死如歸，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後來，他聽說這人叫李家勳。
三○年代中期，即使在宜賓這樣的偏遠城市，共產黨也已組織了一個有規模的地下組織。他們當時的行動綱領是抗日。蔣介石對日本人佔領東北、侵犯華北實行不抵抗政策，集中力量圍剿共產黨。共產黨的口號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向蔣介石施加壓力要他取消「剿共」聯合抗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蔣介石被他自己的兩員將領扣了起來，其中一位是從東北撤退出來的少帥張學良將軍。後來蔣介石獲釋，部分功勞是共產黨出面調停，條件是他答應共產黨建立抗日統一戰線。蔣介石明知同意這個條件會使共產黨得以生存和發展，但卻不得已而為之。照他看來，日本人只是「疥癬之患」，而共產黨才是「心腹大患」。國、共雖然結成聯盟，但共產黨在大多數地區仍得從事地下工作。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對中國發動全面戰爭。和許許多多中國人一樣，我父親對祖國存亡痛心疾首，投身於抗日救國活動中。當時他在一家出售左翼出版物的書店當店員，利用守夜的機會讀了大量左傾書籍。他的另一個工作是在一家電影院為當時風行的美國默片當解說員。他還加入了一個抗日劇團，因為身材瘦削，面且還算清秀，多扮演女角。在劇團裡，父親結識了不少朋友，而且第一次接觸到共產黨地下組織。他對共產黨關於抗日和建立公平社會的主張很是傾心，一九三八年十七歲時加入了共產黨。當時，首都南京剛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落入日本人之手，蔣介石把政府遷到重慶。為保障首都安全，國民黨警察和特務在四川嚴防共產黨。我父親的劇團被迫解散，一些朋友被捕，有的則逃走了。我父親不知如何為抗日救國出力，深感憤懣。
幾年前，共產黨紅軍進行了兩萬五千里長征，曾穿過四川邊遠地區，最後在陝西延安落腳。劇團的朋友屢屢談起延安的生活：平等友愛，朝氣勃勃，沒有腐敗，工作充滿效率——儼然是我父親嚮往的理想社會，一九四○年初，他一個人踏上了延安之途。他先到重慶，從一位當國民黨軍官的姐夫那裡弄到一封信，以通過國民黨控制區和延安外邊的封鎖關卡。由於沒有錢，交通又不便，他多是步行，整整走了四個月，到達延安時，已經是一九四○年四月了。
延安坐落在黃土高原，以九層寶塔為中心，整個小鎮是由一排排土黃的窯洞組成。我父親就是在這種窯洞裡住了五年。毛澤東和他的筋疲力盡的軍隊已分別於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來到延安，隨後在這裡建立起共產黨的大本營。延安位於窮鄉僻壤、幾省交界地方，使共產黨得以立足。
我父親在陝北公學待了一段時間後，申請進入共產黨最高理論研究機構——馬列主義研究院。入學考試很嚴，但他考了第一，這多半歸功於他在宜賓書店閣樓上日夜的苦讀。一起應考的同伴們都很驚訝我父親這個「鄉巴佬」居然會比他們強，他們大部分來自像上海這種大城市。我父親成了學院最年輕的研究員。他熱愛延安，發現這裡的人充滿熱情、理想而且樂觀。共產黨官員們生活簡樸，和普通人差不多，這與國民黨官員的奢華生活形成強烈對比。延安不是民主社會，但與他以前的世界來比，簡直是天堂。
一九四二年，毛澤東發動了一場運動，要大家提意見改進工作，叫作「整風」。研究院的一群年輕人，包括我父親，由王實味領頭貼出大字報，批評研究院負責人，要求自由和個人有更多的發言權。此事在延安引起軒然大波，毛澤東也來看大字報，他很不高興。後來整風演變成了整人，王實味被指控為托洛斯基派和間諜。我父親是研究院參加「市事」的最年輕學員，院領導之一、中國馬克恩主義理論權威艾思奇一向很欣賞他，說他頭腦敏銳，絕頂聰明。此時他說我父親「犯了一個天真的錯誤」。這樣我父親沒被毀掉，但連續好幾個月，他和他的朋友耳邊仍灌滿了無情的批判聲，說他們在延安製造混亂，削弱共產黨的團結和紀律，損害抗日救國的偉大事業。他們得參加一個又一個會議，在會上一次又一次地自我檢討，共產黨領導幹部則一再向他們灌輸：為了救國必須絕對服從黨。
學院關了門，我父親被派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