毓武是幾個月前經朋友介紹來的。當時，夏家從暫借的住處搬入北城內的一所大院裡，想找一位富裕的房客，以減輕房租壓力。毓武來時，身穿國民黨軍官服。與他同行的是他的「太太」和一位年幼的孩子。事實上，這女人並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他的助手。孩子是這女人的孩子，她真正的丈夫在千里之外的共產黨正規軍中。後來，日久生情，他們弄假成真，有了兩個自己的孩子。他們的原配夫人和丈夫也都與別人結了婚。
毓武於一九三八年參加共產黨，抗戰結束時被共產黨從當時的大本營延安派到錦州，負責收集國民黨軍事情報，並傳送給在城外活動的共產黨武裝力量。他的公開身份是錦州政府軍事科科長，這是共產黨花錢替他買下的。那時，國民黨的官職，甚至特務系統的職位，都可以用錢買到。有的人買官是為了讓家人避免被抓去當兵，或免受惡棍騷擾，有的人則是為了自己好敲詐勒索。由於錦卅地處戰略位置，國民黨駐紮了大批不同系統的軍隊，多如牛毛的大小官員充斥於五花八門的機構，這有利於共產黨人混入。
毓武把掩護角色扮演得維妙維肖。他經常聚眾豪賭，或大宴賓客，一方面擴大關係網，一方面使他的偽裝更加天衣無縫。他的眾多「表兄弟」和「朋友」頻繁來訪，混雜在常來往的國民黨官員和特務中，未引起任何懷疑。毓武還有另一層掩護，夏瑞堂的診所總是開著門，那些「表兄弟」和「朋友」可以直接通過診所而進入內院，外人看來好像是就診的病人。
我母親聽到胡表哥被處死的消息，找到毓武，要求為共產黨工作。毓武拒絕了，理由是她還小。我母親只好另找門路，她當時在學校已經是個學生領袖，她希望共產黨會來找她。共產黨呢，一直在觀察她、審查她。舒姑娘離開錦州前曾把她的共產黨地下組織接頭人介紹給了我母親，說是「朋友」。一天，這「朋友」找到她，通知她到錦州南站和北站之間的鐵路隧道去，與一位二十來歲、上海口音、容貌英俊的年輕人接頭。她去了，這個人姓梁，梁成了她的上司。
我母親的第一項任務是散發毛澤東《論聯合政府》這類小冊子和有關土地改革、共產黨其他政策的傳單。這些宣傳品有時藏在大捆用作燃料的高粱稈裡，有時則在大甜椒上鑽個孔塞進去，由人化裝成農民以賣柴草、賣蔬菜為幌子，遞進城來。
夏家成了這些宣傳品的集散地。玉林妻子買下這些帶有秘密使命的柴草或蔬菜，把宣傳品取出藏在洞炕、中藥堆和柴垛裡。當我母親的聯絡人登門取走這些宣傳品時，她還幫忙把風。這些東西學生們得偷偷傳閱，但一些左翼小說或多或少能公開閱讀，最流行的小說是高爾基的《母親》。
有一天，我母親散發的一本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傳到一個心不在焉的姑娘手裡，她把小冊子塞進書包，就去市場買東西，在那兒掏錢時，不小心翻了出來。附近正巧有兩個特務，他們看到這薄薄的用黃草紙印成的書，知道這是共產黨的宣傳品。那位姑娘被抓起來，死在酷刑下。
許多人就這樣死在國民黨特務手中。我母親心裡很清楚，如果她被抓，也將面臨拷打和送命的危險，但她一點兒也不膽怯。她此時已偷偷地讀了一些馬列主義的書籍，在與朋友們討論時，他們都為馬克思和列寧所勾畫的共產主義遠景所吸引，被毛澤東對農民、工人以及婦女的許諾激動得熱血沸騰。我母親一想到自己在共產黨指示下做事了，已成為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分子，就勇氣倍增。
東北地區是國、共兩黨作戰的關鍵戰場。錦州是東北的大門，是兵家必爭的戰略要地。這場戰爭不是雙方在某一固定的前線上對峙。共產黨佔領了東北北部和大部分農村。國民黨擁有除哈爾濱外的主要城市、海港和大部分鐵路沿線城鎮。到了一九四七年末，這個地區的共產黨軍隊第一次在數量上超過了他們的對手。那一年他們打垮了二十萬國民黨軍隊。有許多農民參加了共產黨軍隊或支持共產黨。最重要的原因是共產黨在農村實行了一場「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農民們感到支持共產黨就能保住他們分得的土地。
由於共產黨控制了錦州四周大部分的農村，國民黨加強了入城檢查的關卡。農民不願進城賣東西，因為他們在通過關卡時常受盡刁難，被敲詐勒索，產品有時甚至被全部沒收。城裡的農產品價格天天飛張，加上奸商和貪官操縱，情況就更糟了。
國民黨剛到時，發行了一種新貨幣，稱為「法幣」。此時夏瑞堂已年近八旬，他擔心自己死後我姥姥和母親生活會無著落，就把全部積蓄換成法幣存起來。過了一陣子，法幣被「關金」取代，但國民黨沒法控制通貨膨脹。貶值速度驚人。夏瑞堂的全部積蓄便隨著貨幣貶值而化為烏有。
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之交的那個冬季，經濟形勢每況愈下。抗議食品短缺和物價飛漲的遊行示威此起彼落。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旬，兩萬饑民搶劫了市內國民黨軍隊的兩座糧倉。
經濟崩潰了，但有一個行業卻很興旺：賣年輕姑娘到妓院或給有錢人做奴僕。乞丐滿街都是，賣兒鬻女多不勝數。有好幾天，我母親都在校門外看見一個衣衫襤褸、絕望不堪的婦女頹坐在冰涼的地上，旁邊站著一個小女孩，滿臉麻木呆滯的神情，頭上插著草標，胸前掛著紙牌，上面歪歪斜斜寫著幾個大字：「十歲女兒，十公斤大米」。
教師們也是食不果腹。他們要求加薪，政府答應以多收學費的辦法解決，但無濟於事，因為家長付不起更多的錢。我母親的一位教師吃了一塊從街上揀來的肉，死於食物中毒。他知道這塊肉已經腐爛變質，但實在太餓了，餓到一廂情願地以為把肉煮熟了就可以殺菌。
這時，我母親已當上女中學生自治會主席。她的共產黨上司梁先生指示她為教師謀福利，把他們爭取到共產黨這一邊來。於是，她組織同學到電影院和劇場，在開演前向觀眾募捐，或搞街頭義演義賣。但所得無幾，人們不是太窮就是太吝嗇。
一天，她在街上碰到一個朋友。這姑娘的祖父是個旅長，她本人和一個國民黨軍官結了婚。她告訴我母親這天晚上在城裡一家豪華餐館有個宴會，約有五十名官員攜夫人參加。那時，國民黨官員經常舉辦各種各樣交際宴會。我母親跑回學校，通知同學們於下午五點在城裡最顯著的地方——六十尺高的十一世紀石鼓樓前集合。當她帶著一些人到達時，已有一百多位姑娘聚集此地聽候她的命令。到了下午六時許，官員們乘著小車、馬車和黃包車陸續到達。女人們穿戴得珠光寶氣，極盡嬌嬈。
我母親等宴會進入吃喝高潮時，指揮姑娘們列隊迅速進入餐廳，國民黨安全措施竟是如此鬆散，我母親的隊伍毫無阻礙就進去了。喧嘩的宴會頓時鴉雀無聲。我母親站到椅子上，不加修飾的深藍色棉袍在周圍華麗的綾羅綢緞中格外突出，使她看去好像是簡樸的化身。她先簡述了教師們的困境，然後說：「我們知道在座各位都是大方之士，肯定會慷慨解囊，以表愛民之心。」
此時此刻，軍官和太太們尷尬之極。他們不想顯得太小氣，更想盡快擺脫這些不速之客。姑娘們圍著擺滿山珍海味的桌子，挨個記下捐贈的數目，第二天上午，第一件事就是分頭趕到各個軍官家收取承諾的捐款。募集到的款子立即分配到教師手裡，讓他們在貶值之前趕快花掉。否則幾小時之內，就可能一文不值。
此事很快在城裡傳開。我母親沒有受到報復，也許是因為赴宴者對自己大吃大喝而教師生活無著感到很窘，不想再招惹更多難堪。況且，國民黨不反對募捐，既然如此，何樂不為呢？再次目睹「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情境，我母親更加相信共產黨了。
城裡吃飯是問題，城外穿衣則是問題，因為國民黨當局嚴禁向農村出售紡織品。玉蘭的丈夫效石專門負責攔截把紡織品偷運出城賣給農民或共產黨的走私者，走私者中有的專事倒手買賣，有的為國民黨官員撈取外快，有的為共產黨地下組織工作。
效石和他的同伴只要截住走私車，通常做法是沒收布匹，然後把走私者放掉，希望他會再帶另一批貨來，有時，他們也和走私者坐地分成。無論走私或是捉拿走私，貨物最終仍是賣到共產黨控制區。效石和同伴越撈越肥。
一天晚上，一輛骯髒不起眼的貨車來到效石當班的緝私關卡。他又施展通常的招數，擺出十足的派頭來想鎮住車伕。他一邊估計這批貨物的價值，一邊揣摸這個車伕的來頭。他也盤算要把這一大車貨拉到哪裡去放一放再脫手。最後他坐上車，命令車伕調頭回城。車伕自然遵命。
深夜一點左右，後院響起一陣敲門聲，把姥姥從夢中驚醒，她打開門，只見效石站在門口，說有一批貨，想在她家放一晚，他沒有說明貨的來龍去脈。姥姥不能不點頭同意，中國人很難對親戚的要求說「不」字。姥姥沒有驚動還在睡覺的夏瑞堂。
天濛濛亮時，效石就帶著兩輛大車出現了，把所有布匹裝上就走。不到半小時，武裝特務包圍了夏家大院。原來車伕是為另一個特務系統工作，自然，他們想搶回這批布。